1949年3月中旬，一个桃红柳绿的春天。冀东区南下的全体干部来到唐山开平进行集中整训。
开平属唐山市，是著名的开滦煤矿所在地，也是矿工的主要聚居区。冀东区的南下干部，分别住在开平附近的几十个村庄里，我们丰润县的干部近100人，住在周家桥。
集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编队。这时我才得知，冀东区所辖27个县市，共抽调了3400多名干部，组成冀东南下干部工作团。冀东区党委南下的首脑机关，称“冀东南下干部总队”，下辖6个大队（其中有4个南下地委），38个中队（其中有23个南下县委），4个南下地委即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地委，分别编号为1、2、3、4大队。冀东区党委机关等编为第5大队，冀东建国学院的学生和少数带队干部以及新招收的青年学生，编为第6大队。我们县的干部编为第4大队第8中队，中队长是县委副书记刘仲华（南下后曾任湘潭市委副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唐山，我不陌生。因为我曾在该市省立中学读过书。学校分设两个校区，高中部在该市南端南厂（铁路机修厂）附近，初中部在市区火车站的对面，紧邻唐山交通大学。我在这儿虽只读了一年书，但这段经历却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在这儿我经历了一日三餐萝卜咸菜就高粱粥的艰苦生活，学会了从饭桶中如何捞得更多份额的“技巧”，经受过因无钱购买小摊上的零食而馋涎欲滴的煎熬。这次进驻唐山，对我来说虽是旧地重游，但心情却大不一样了。我是带着骄傲与自豪走进唐山的。
我首先想到的是去看看阔别两年的母校和昔日的同学。但是一打听，因为战争的原因，学校关闭了，同学们早已各奔东西，我只好打消探望母校的念头。后来才得知，各奔东西的同学们中，有不少人其实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们考入了冀东建国学院，并全部南下，被编入我上面提到的第6大队。同窗一年多，我与同学们感情还是挺深的。分手以后，我还时常想念他们。没想到革命的大潮把我们都卷入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最后又奔向共同的方向，这也可以说是命运吧！
开平集中整训，我才感受到南下的光荣。集中以后，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解放军干部服——上衣有4个贴在外面的兜，裤是马裤。穿上它，一个个显得很神气。每人还发了一床棉被，一床蚊帐，一个水壶，一个用来喝水和刷牙的搪瓷缸。此后这套行头就伴随着我，一直用到1958年。当时实行供给制，一般的战士和干部吃大灶，县团干部吃中灶，地师以上干部吃小灶，而对我们特别优待，全都吃中灶。所谓中灶，不仅有大米白面，而且每餐都有鱼有肉。这对于刚刚进城成天吃粗粮的我们来说，如同上了天堂。我们配发的武器是清一色的各种型号的手枪，这些枪是从原工作岗位带来的。只有我一个人两手空空，当时我真是沮丧极了。后来，有一位好心的同志将他的一支勃朗宁小手枪送给了我。当我接过这把手枪时，高兴得差点蹦起来，觉得自己的身价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我对那位同志千恩万谢。
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好奇：枪怎么能随便送人呢？
原来，那时候还属于战争时期，枪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二是部队作为战利品送给地方的，三是从朋友那里要来的。当时对配枪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和管制，因此有的人可以拥有两支枪，甚至更多，还可以送人。当时我们常见的枪支主要是撸子、驳壳和卡宾枪三大类。
“撸子”，是人们对那些造型精美、结构精致、体积小巧的自动手枪的俗称。“撸”是个动词，用手握住东西叫“撸”。大约是因为小手枪可以一手握住，所以叫“撸子”。别人送我的那支勃朗宁小手枪，其实就是俗称的“撸子”。
在“勃朗宁”出现之前，手枪都是非自动的，而且长期在单动的转轮手枪阶段上徘徊。1890年，美国的枪械专家约翰·摩西·勃朗宁远赴欧洲，来到比利时“赫斯塔尔国家兵工厂”，担任首席枪械设计师。1900年，勃朗宁设计出第一把自动手枪M1900，1914年，一个叫普林斯的枪手就是用M1900式手枪在萨拉热窝刺杀了斐迪南大公，由此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数十年，勃朗宁连续设计和制造出了一系列优秀手枪。“勃朗宁”不仅成了他所设计的手枪的统称，而且也成了性能优良的手枪的同义词。勃朗宁一生设计了10余种自动手枪，其中流入我国的有“枪、马、蛇、花、狗”五种牌号。其中“枪”牌、“马”牌为上品，故喜欢玩枪的人中有“一枪、二马、三花口”之说。
战斗中如果缴获了“枪牌撸子”，马上要逐级上交，其中多半是供我军高级指挥员佩用，一部分则供在隐蔽战线做特殊工作的同志使用。当年毛泽东同志的佩枪就是一支“枪牌撸子”。2004年夏，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就展出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使用过的那支还有着好几成新的“枪牌撸子”。
那时候比较常见的还有驳壳枪。驳壳枪的正式名称是毛瑟军用手枪，最早是德国毛瑟兵工厂生产的。由于其枪套是一个木盒，人们又称盒子炮。驳壳枪有一种是只能点射的，有一种是既可以点射又可连射的，称为快慢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各派军阀相互征战，急需大量武器，当时的日本控制西方向中国出口军火，但作为手枪的驳壳枪不在此列，因此中国进口的驳壳枪较多。当年朱德同志就是用一支驳壳枪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现代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里，最常见的也是驳壳枪。电视剧《铁道游击队》中的王强就是一人拎着两支“快慢机”，打得日本鬼子屁滚尿流。
那时候部队的警卫员大多佩带卡宾枪。卡宾枪的名称来源于英文“Carbine”的译音。它是一种枪管比普通步枪短，射程略近的轻便步枪，很适合骑兵使用，所以又称马枪、骑枪。最早的卡宾枪是德国制造的，他们将毛瑟步枪的枪管缩短，改进为一种短步枪。该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大量生产，是二战时期德军的主要装备。我们那时见到的已是美国造的新一代卡宾枪了，它大多是美国人装备给蒋介石军队用来打内战的，却被我们缴获过来，成了我们摧毁蒋家王朝的得力武器。
当时在革命队伍中，大家最珍贵的东西有两样：一是手枪，二是金星牌钢笔。人们以有名牌撸子和金星钢笔为荣。因此，这两样东西成了关系要好的人之间相互授受的礼品。而且当时还流行一句口头禅，把“要”说成“搞”，若向某个同志要什么东西，不说“要”，而说“搞”，你“搞”给我，我“搞”给你。“搞”成了当时人们头脑中潜在的公有观念的反映，亦是革命友谊的象征。遗憾的是，“搞”的口头禅进城以后就销声匿迹了。这既是革命传统的消失，又是一种进步。进城后，实行工资制，大家都成家立业了，如果再“搞”来“搞”去，显然是不行的。
就这样，我们这支身着崭新绿军装，腰间佩着小手枪的队伍，无论走到哪里，都令人刮目相看。
集训生活持续了一个多月，充满着欢乐、兴奋与紧张，大家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这批南下干部是在战火纷飞和日本铁蹄践踏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其中年龄稍长的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轻一点的也参加过解放战争。在这长达十几年的惨烈斗争中，胜利就是他们的旗帜，就是他们为之奋斗、不怕牺牲的目标，也是他们矢志不渝的追求。而现在，全国胜利即将在望，他们将从低谷走上高原，从此岸达到彼岸，从节节胜利达到全面胜利。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历史的时针已经指向了胜利。面对这一形势，对于日夜憧憬胜利的革命者来说，哪有不万分高兴之理！所以在冀东南下工作团的驻地，总是充满着欢快的话语，回荡着激昂的歌声。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它是南下工作团全体干部心花怒放的象征。
生活是愉快的，学习却很紧张。在这里，我们学习了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社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决心。毛泽东的“大军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成了我们共同的行为准则。我们还学习了《论联合政府》、《愚公移山》、《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南下不仅是地域的转移，更意味着全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正在这时，即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对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做了估计，号召全党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务必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通过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我们明确了南下的任务和方向。与此同时，还学习了邓子恢的《论群众运动》的报告。邓子恢在报告中提到了“车间”这个名词，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车间”是什么。有的说车间就是放马车的房间，有的虽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大家争来争去，最后只好请中队干部来回答，但中队的几位同志也说不清楚，只好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哭笑不得。从这里可以看出，胜利到来如此神速，面对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这样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干部队伍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形势。但时不我待，即将登上执政舞台的新一代的革命者，只能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的党及其领导的广大干部队伍也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学习阶段。所以当这批南下干部进入南方并且形势稳定以后，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要求各地迅速成立干部文化学校，将大批南下干部输送到干校学习文化。经过速成训练，许多同志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水平。
当时大家议论最多的是南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方人，过去通称南方为“南蛮之地”。人们也从《三国演义》里“孔明七擒孟获”的故事中得知南方是瘴气弥漫、人畜难以生存的地方。甚至还有南方气候热得可以在墙上烙大饼的说法。我们虽然也知道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说，但我们未必能到那儿去。再说，大家都知道南方是国民党的老巢，基础牢固，统治严密，我们要去建立新政权，其困难可想而知。不过，尽管当时我们对南方心存疑虑，甚至忐忑不安，但南下的决心并没有动摇。
当然，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南方战事，即渡江战役。自三大战役以后，我军高歌猛进，所向披靡。国民党将残余主力撤退到江南，准备负隅顽抗，卷土重来。国民党军在从湖北宜昌到上海的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约70万人的兵力。另以海军舰艇120余艘、空军飞机280多架支援作战。他们幻想依凭长江天险和海空军优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针对国民党的战略布局，中央军委决定，由粟裕、谭震林、刘伯承分别指挥的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在江阴至湖口间500余公里的地段上，有重点地分路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另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正面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渡江作战命令。4月20日晚20时，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首先发起渡江，并迅速突破安庆、芜湖间防线。21日晚，东、西两突击集团分别从镇江、江阴间和贵池、湖口间发起渡江。解放军用木帆船做主要渡江工具，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不顾国民党军陆海空协同下的拦击和多次反扑，千帆齐发，于22日胜利地突破国民党军近千里的江防阵地，并争取江阴要塞守军起义，控制了江阴炮台，封锁了长江。国民党政府在其江防被全线突破后，于4月22日下午仓皇部署总退却。胜利渡江的人民解放军于23日晚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终结。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分路向南挺进。中、东两突击集团东西对进，迅速在安徽南部的郎溪、广德地区包围歼灭南京、镇江逃敌5个军，并在5月3日解放杭州，进逼上海。西突击集团分多路向浙赣路齐头并进，追歼逃敌约10万人，先期截断浙赣线，并于5月17日解放九江，22日解放南昌。
这时，武汉地区的白崇禧部拒绝中共提出的忠告，不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南地区的问题，准备南撤湘（湖南）赣（江西）粤（广东）桂（广西）地区，继续抵抗。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湖北团风至武穴地段横渡长江，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和汉阳。5月12日，第三野战军主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至27日，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上海市宣告解放。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不允许我们坐而论道了。我们必须跟上大军的前进步伐，去占领他们留下的江南城乡的广大空间，摧毁国民党长期培植的反动政权。于是，1949年5月25日，我们怀着满腔的革命豪情和高昂的斗志，离开了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和父老乡亲，踏着部队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向南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