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回首我参加革命的过程，又不能不说它带有一点戏剧性或偶然性。
1933年4月，我出生于丰润县丰登坞镇杨家庄。
如果就我家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言，应该说我是幸运的。我出生时，我的大家庭比较富裕，爷爷苦心经营一生，积攒下400多亩土地（后来我父亲四兄弟分家，各自分得百把亩地。我家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后改为富农），在北京和附近几个镇上还开有店铺。
记得当时我家有两个宅院，村子中央还有我家的一个菜园。每到夏季，蓬勃的生机加上人们的劳作，菜园便成为一片绿洲。青翠欲滴的果蔬和甘甜的井水沁人心脾，回味起来至今还让我馋涎欲滴。家中请的几个长工，他们用粗壮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终日在田间劳作，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使年幼的我衣食无忧。当然，他们也通过辛勤劳动换取些微报酬，糊养着各自的家人。
我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幸运的家庭并没有逃得过这不幸的命运。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华北。我的家乡恰是战略要地，是日军侵占华北的走廊，因而日军长期派有重兵把守，我家乡所有的交通要道、铁路沿线，日军都建立了据点。他们随时到各个乡村进行扫荡，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人们在日军的刺刀下生活。可以说，这是冀东近百年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我第一次见到日本鬼子大约是1939年。那是一个傍晚，突然来了一队日本人马，连喊带骂带打地把全村人集合到一起。这次还算好，他们叫喊一通就走了。第二次，也是一个傍晚，又有一队日本兵来到我们村，同样又把全村人集合起来。这一次，日本兵就不只是喊叫（训话）了。一个日本鬼子当着村民的面，狞笑着用战刀把一个村民的头颅砍了下来，所有村民都吓得低下了头。
1941年的一天，天刚刚发亮，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一大队日本兵像一群恶狼似地冲进我们村庄。他们把全村的老百姓集中起来后，当场抓了几个他们认为是替八路军办事的男人（我的父亲也在其中），带到一个院子里进行严刑拷打。日本鬼子的狂叫声、打人的啪啪声和受害者的惨叫声，在村子的上空回荡。日本人有一种刑罚，叫灌凉水或辣椒水。他们把人捆绑在梯子上，然后倒立过来，往人的口里和鼻孔里灌凉水或辣椒水。大地在恐怖中凝结，仇恨和愤怒的烈火在人们的心中燃烧。日军走后，家人和乡亲们把我的父亲抬到离我家三里路外的外祖母家。他已经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养了几个月才得以康复。
压迫与反压迫成正比。在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面前，中华民族进行了殊死搏斗。冀东的抗日斗争，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进行的。作为冀东儿女的一员，我从记事起就卷入了这场气壮山河的伟大斗争。那是多么令人振奋和激动的场景啊！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唱的那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大家都生活在战争之中，战斗随时随地都可能打响。人们已经习惯了在炮火中生活，既憎恨日寇的暴行，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高度地组织化、军事化和战斗化，乡村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宁静。尤其是每到夜晚，到处是一片沸腾的景象：老年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议论着当天发生的各种事情，传播着各种消息；青年人在打谷场上进行军事操练；武工队在夜幕和青纱帐的掩护下挖公路、砍电线，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儿童团员们在油灯下阅读抗日读本或唱抗日歌曲……战争的洗礼，血与火的环境，使我年少的心灵深深地扎下了爱国主义这一神圣的信念。
我也是在这种动荡的年代和艰难的环境中求学的。相对而言，那时冀东的教育比较发达，丰润县不仅有几所中心小学，而且还有几所中学，每个乡都建了学校。但由于战乱，在一段时期内这些学校大都停办了。我比较幸运，因为我村的一位秀才办了一个私塾班，我刚满学龄就进了这个私塾班。老秀才年近花甲，戴着一副老花眼镜，镜片后是一双慈祥的眼睛。因为只读了半年，他教我们背诵的《三字经》、《千字文》很快就忘得差不多了，但他为我改的名字（我原名“杨果勤”，他改为“杨敏之”），我一直沿用至今。大约是1940年，我们村建了一个小学堂，我进了这个学堂读书。学堂只有一间教室，一位老师。但因战乱，不到半年，学堂也停了。我又到离村二里路的大觉寺学校读书。这是一所完全小学，有几百名学生，有比较完备的教学设施。在这里我读到初小毕业，考入县属中心完小——西区小学。
西区小学坐落在县城西关，是由一个生产蛋黄素的工厂改建的，房屋破旧。由于县城被日本人占领着，日本人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向学校派了日本教官，负责教日语和管制学校。我们这些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受过抗日的熏陶，对日本教官极其厌恶，对日语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排斥。因此，每次日本教官来讲课，都遭到同学们的抵制，以此发泄我们对日本人的不满。从1944年开始，我亲眼目睹日本走上穷途末路的境况。当时号称精锐之师的日本军队渐渐变成了少年兵、胡子兵的大本营。到1945年，日本人占领的县城已经成了一座孤岛，处在八路军的四面包围中。八路军随时都有可能攻打县城，日本人已经惶惶不可终日。学校已不能正常上课了，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和同学们纷纷离校回家了。
父亲对我的最大心愿是让我继续求学。因此，1946年初，经一位亲戚介绍，我来到由国民党统治的唐山市，进入省立中学读书。这年下半年，学校发生了赶走校长的学潮。这个校长姓杨，据说有贪污行为，因此激起了公愤。学潮是由高中部学生发起的，我们初中部的学生也毅然参加了。以后，唐山的交通大学（1896年创办，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和其他部分中学也卷了进来，并且汇入共产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压迫”的大潮之中，把整个唐山市闹得满城风雨，惊动了国民党的政界和军界。在学潮中，我为学生领袖那慷慨激昂、极具鼓动性的演说所倾倒，自觉加入罢课、游行行列并为之激动不已。这场斗争后来以赶走校长而胜利结束。1947年秋季，因为我家所在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做出决定，不准解放区的学生到国民党统治区去读书，家里通知我离校回家，我从此告别了学生生涯。
当时我还很想继续读书，于是我的目光投向了共产党举办的“冀东建国学院”。这个学校以吸收青年学生为主，是培养干部的地方，坐落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清东陵）。我与几个失学的同学一同去报考，学校的教员接待了我们，但我未被录取。什么原因我不得而知，可能是因为我出身不好，也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太小（未满15岁）。总之，我带着沮丧和失望的心情返回家中。但是收获也有，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人编写的一本油印的宣传小册子，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但它说理之透彻，字迹之端正，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暗自惊叹共产党里有人才，纠正了我过去认为共产党人都是一些大老粗的偏见。
从1947年开始，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对国民党军队开始实行全面的大反攻。已有的解放区大为巩固，并成为支援前线的大后方。在这种情况下，各解放区为了发展经济，支持战争，成立了各种经济组织；解放区的银行也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地在自己的辖地建立了不少分支机构。就在这时，我经本村的一位在税务部门工作的同志介绍，到新成立的丰润县银行去工作。
这就是我加入革命队伍的开始，也是我人生道路的根本转折点。
这个所谓的银行，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更没有固定的金库，把钞票和账册堆放在几辆胶轮车上，经常随时转移，可以说是“马背上的银行”。它与其说是个金融机构，不如说是个战斗组织。开始有20多个人，有几条长枪和短枪，先是发给我几颗手榴弹，后来给了我一支长枪。当时，国民党的军队还占据着北平（北京）、天津、唐山沿线的主要城市和重要据点，他们有时集中大部队对解放区实施突袭，妄图寻机消灭我军主力。特别是盘踞在各个据点的地主武装（还乡团）以百倍的疯狂对基层干部实施报复性的袭击，有许多干部惨遭他们杀害。因此，我们的行踪是保密的，工作地点也是经常转移流动的。我在这段时间学会了三件事，一是数票子，二是打算盘，三是记账。虽然都是雕虫小技，但对我后来的工作却大有裨益。
在这个队伍中，我的年龄最小，满脸稚气，但因为读过中学，算是文化水平最高的，因而受到大人们的热烈欢迎和倍加爱护。我周围的人都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同他们比起来，我就像一张白纸，生活正在我这张白纸上涂抹着各种颜色。我通过报纸、书籍（主要是毛泽东著作）和各种革命故事，开始懂得了什么是革命，明了共产党何以是好的，蒋介石、国民党何以是坏的；懂得了“谁养活谁”，对土改的必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而在土改中我家是被猛烈冲击的对象之一，我父亲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残酷的斗争。我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革命的命运连在一起，因而在感情上与家庭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从1948年下半年起，国共两党两军的最后决战开始了。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以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而胜利告终；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大获全胜，歼灭和整编国民党军52万多人。1949年1月，北平（北京）和平解放，整个长江以北几乎全部插上了解放军的红旗。
1948年冬季，在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进入县城，正式挂起了丰润县人民银行的牌子。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县城，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我在抗日时期曾经读过书的地方。这标志着我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一个时代的产儿变成了一个时代的改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