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个艾滋病疑病者的感悟
在2009年年末，某大学一位大三学生，因患强迫思维无法坚持学业，服药和其他咨询无效后来求助于我。其主要症状是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当然精神病学上可能将其归类为艾滋病疑病症，实质上这是典型的强迫思维，而且还是对症状没有自知力的那种类型，没有典型的反强迫。这类患者是心理咨询中最令人棘手的，难就难在他对自己的症状没有自知力，实际上，按照森田疗法的适应证，他是不符合的。近些年我所接触的强迫症患者中，大多数都是这类的，他们的用药量基本上是达到了极致，种类也几乎试了个遍，但效果甚微。
这类人求医无门，把“森田”当救命稻草，可传统的森田疗法是无效的。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我找到了森田疗法的瓶颈，成功地治愈了许多这类患者。这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学生，我建议他将自己的发病经过和恢复的体验记录下来，以帮助其他的人。他欣然同意，写下了洋洋洒洒“万言书”。
（一）思想回忆
我的主要问题是“疑病”，说白了就是怕死，怕痛苦的死，怕自己本可以拥有的失去，怕世上的美好因为自己得了某种病而与之无缘。其中以恐艾为主，怕狂犬、怕肿瘤、怕巨人症、怕失语症等为辅。每次都是在极度担心一个病的时候另外的就淡去了。多次都是因为极度担心而导致吃饭淡而无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整天就像头上罩了一个锅盖挥之不去。有时也会因为极度担心影响睡眠，并出现心身反应——关注哪儿，哪儿就觉得不对劲，越觉得不对劲就越怕，越怕越关注，从而进入死循环，无法自拔。这些疑病的担心在压力大时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多。我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唉，那没什么事，不太可能；而有的时候又受到一些不良暗示的刺激，就觉得这些现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担心的事很有可能没有，那万一是真的呢，我就会有某种后果，之后就陷入完全恐惧之中。
首先，就拿最恐惧的艾滋病来说吧。我其实小时候就听说艾滋病很可怕，得了就会死，当时就有些怕，甚至还出现过自己会不会有的念头（当时大概就小学五六年级吧），但当时别的事影响一下就过去了。后来到了高中，看到艾滋病的有关节目或访谈之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直到高二寒假（2006年初）我在家有一次手淫，平时都洗手的，可那一次没有洗，又感觉到之前摸过钱，又想到那钱万一有病毒呢？或是那钱上万一要是有血迹呢？于是陷入极度紧张与恐慌之中，于是就拿体温计量体温。开始还算正常，36℃左右吧，后来越量越高，到晚上成37.5℃了，自己就有一种濒临死亡的绝望感。爸妈以为我感冒了，带我去了省医院，当时我看了血常规的单子，发现淋巴细胞值偏低，当时吓得我走路两腿发软。医生开了点药我就回去了，回到家，那种恐惧丝毫没有减退，于是怕冷、感觉自己发热、晚上睡不着觉、紧张得出汗等症状接连而至。当时我未与父母直说，想通过书、网站或他人的旁敲侧击寻求点安慰，都没有结果。于是一方面怕自己有，一方面怕自己给别人传染，有时候甚至和同学的日常学习、体育活动都担心。同时，通过观察同学的表现，如第二天有没有不舒服或来没来上学以缓解自己的焦虑（如同学没事自己会安心一些）。我带着这些恐惧一直坚持学习，直到保送上了大学，那段日子真的是异常艰辛。2007年初，我的异常被父母发现，在医院看了心身科，服用了半年的抗强迫药。2007年“五一”后找到了一个知名教授进行了心理疏导治疗。我当时对自己的个性缺陷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治疗不十分积极，只寻求他人帮助与安抚获得一时解脱。在治疗期间，我鼓起勇气去了皮研所查了HIV，当时一方面怕自己有，另一方面怕自己没有而在检查时由于设施不洁而染病。但当时遇到了一个非常好心的医生，看到我这情况她也帮我宽心，于是我就在一个信任与放心的环境下做了检查，结果是正常的。当时我当然十分开心，却未对自己进行进一步的认识，一时轻松就当没事了。现在看来，我当时担心手淫会传染首先是基于我对艾滋病的高度恐惧，处处草木皆兵，手淫是一个触发点，进而想到与艾滋病有关的一切可怕事物，自己极度恐慌。由于极度地恐惧艾滋病，从而使自己身体感觉不适，出现发热、寒冷、失眠等现象。而且，在极度恐惧下会去联想自己有没有去不良场所干过淫秽的事，这样在恐惧状态下的联想又使自己陷入新的担心，仿佛自己想的是真的。现在看来当时就真仿佛是噩梦一场，真真切切，但又十分可怕的梦，自己在梦中的恐慌、挣扎历历在目，不堪回首。那一次的噩梦被一个近乎于完美的检查终结了。
然而，自己恐艾的心理并未随着那次检查烟消云散。在相隔两个多月之后，我去了网吧，之前听说过有人在网吧的椅子上放艾滋病毒针以报复社会，于是，去网吧之前我就心理紧张，坐在一个椅子上就好像有扎扎的感觉，自己也不是很确定（感觉好像是三角内裤棱的压感），于是当时就恐惧万分，和同伴离开当时的座位，移置别处。后来玩完游戏，我和同伴还回来想摸一下当时那把椅子是否有针以求得安心，但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时坐的是哪把椅子了，于是就找到自己可能觉得是的那把椅子摸了一下，椅子上没有。回家以后依然恐慌，脱下外裤检查内裤上有没有血迹，按按相关部位等，都未发现证据。还记得当时由于怕就问妈妈，妈妈说扎了肯定有感觉的（当时在南京的疏导班，一个同学说他试过，扎了会很疼，我当时听这话后没有强烈反应）。后来的几天我都是在不安中度过。在4～5天之后，我和爸妈出去登山，当时可能情绪不好，一路上都感觉瞌睡、没劲，晚上回家后食欲也不行，之后就发热了，又担心与之前是否被扎染艾滋病有联系。在医院排队买药时感觉头发晕，踉踉跄跄了几步摔倒了，爸爸扶我起来后我喝了点带糖的饮料，身上出了点汗，感觉轻松许多，吊针打完半瓶就感觉舒服多了，一瓶针打完就感觉没事了，第二天就基本恢复了。可是这一件事就仿佛是我对扎没扎事情的佐证一般，让我挥之不去，因为我听说被艾滋病感染初期会发热，于是就埋下了担心的种子。我状态较好的时候的想法是：“当时扎针应该不太可能，后来的发热纯属自己过分担心恐慌，免疫力下降，再加上早上起得早，山里吹了点风所导致”，于是会轻松；而在情绪恐惧时会想到“万一发热是被针扎的佐证可怎么办”，于是天如塌下来了一般。我知道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发热，我有多次亲身体会。而我却不能让自己对怕针扎的事放下心来，发热似乎成了佐证，就跟我当时手淫过后低热仿佛成了佐证如出一辙。我这次是否还是黄粱美梦呢？是否是自己想象出的一出噩梦吓得自己无法自拔呢？我似乎仍想寻找像上次一样近乎完美的检查来了结我的担忧，但事实摆在这儿——指不定后面自己又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我的怕并不仅仅局限于艾滋病一种，我怕过狂犬病。2009年9月宿舍同学从外面校园抓回来只小猫，小猫会经常扒人的脚和腿，有时候会啃着玩，于是我就暗暗地担心起了狂犬病，并对猫特别排斥。有一天猫扒我脚，我感觉稍微有些疼，但并不很强烈，于是检查腿上，发现有唾液，但那里没破，别处有个小疤，就担心是不是猫咬的，又想到猫咬有可能传染狂犬病，于是那两天心里就特别紧张。那几天感觉自己的唾液分泌得非常多，舌根也觉得有些僵直，觉得这会不会是狂犬病的佐证或是初期的征兆，于是就惶惶不可终日，最后问爸爸妈妈，他们说那块疤是在小的时候被动物抓咬的，很正常，于是就过去了，但有时候仍很担心，又要去问，以求得安心。
我在2009年11月的时候，由于自己的身高有185.5cm，就担心自己身高太高，我喜欢的女生会觉得这个人身材怪而不喜欢我，于是整天烦闷，怕自己再长高，于是天天去量，去比身高。后来有一天早上醒来，想到自己会不会是垂体分泌异常，于是更加关注身高，身体上的很多细小感觉我都会与是否长个子联系到一起，于是就更加觉得自己有问题，于是就感觉到垂体的那个区域痛，又担心这个痛会引起垂体分泌更加异常，进而陷入更加恐慌之中，茶不思、饭不想，到处比身高，风吹草动的变化都会让我陷入低沉，垂体的疼痛加深。那一段时间实在太痛苦了，连晚上睡觉都怕自己长高，因此常熬到快2点才睡，因为我知道晚10：00～2：00是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同时，不敢喝牛奶，不敢打篮球，不敢运动，不敢吃含钙高的食物，因为怕长高。当时实在太痛苦！北京那时天气也冷（还下了点雪），于是第一次发热，吃了点药，扛了一晚上就过去了，可是焦虑仍然存在。一周之后再次发热，根据以前的经验，我就想着我担心一个别的东西，现在的痛苦就会缓解，于是我试着让自己担心别的东西。当时感觉自己的右边脑袋比左边大，做咬牙动作时，两边的受力感觉不一样，于是就担心自己一边脑袋是不是有肿瘤，又一想，自己长时间的担心，也会促进脑瘤的产生。于是天天摸脑袋（检查左、右两边的区别），天天比较左、右两边的大小，越比越痛苦，后来又觉得可能有脑瘤的那一边有隐隐的疼痛，就更加发愁，于是陷入焦虑之中。晚上睡觉，若想到有肿瘤细胞在脑中生长、分裂就更有一种煎熬感。这事是在2009年的12月与2010年1月3日前。1月4日，由于讨论到艾滋病，我又重新怕艾滋病到现在。怕针扎为2007年6月，中间几年由于集体生活、初谈恋爱、参加社团等就觉得艾滋病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有时候甚至当做笑谈，但中间也有几次小担心过，但自己一回想觉得应该没事儿就过去了。
另外，我还担心过冠心病、高血压。当时就是觉得胸口不舒服，去医院检查没有什么问题，就觉得血压有点高，结果还真高了——140mmHg，当时的心情也是非常沉闷的，觉得血压高、冠心病还成为我将来路上的拦路虎，于是心情低沉。最后我怎么克服的呢？我就豁出去了——血压高就血压高，看它能怎么着，于是淡然了。而像这次的艾滋病我也豁出去接受？我接受不了！像狂犬病、肿瘤我也无法接受。
我还因为曾看到过有人得了失语症的例子（不认字、说话、阅读），我就担心自己会不会也是，这么一担心就觉得自己看字好像怪怪的，说话、阅读也都有潜在的担心伴随。越是到考试这种担心就越强烈，怕自己有问题而考试无成、学业无成、事业无成、人生无成，于是天天焦虑。
其实，我有时想，每当自己陷入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陷入的前一个问题十分可笑，是不可能的，而对自己目前陷入的问题仍如临大敌。有时候自己也想为什么在自己不怕这个事的时候自己就觉得没事儿，而目前却觉得是大事，是当时自己太粗心、考虑不周全、不负责任，还是自己现在的主观上存在偏差？我有时也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在陷入焦虑时处于另外一个思维环路状态之中。但我按那个逻辑分析，自己确实存在很大危险；但在担心别的事儿或不太怕时，又觉得那不是个什么事，或顶多有小小的不安，一下就过去了，这些事情到底是谁对谁错呢？
（二）艾滋病恐怖的阶段性体会
最近，在别人的介绍下，和施旺红教授面谈了三次，学习了森田疗法。森田疗法有着非常完善的理论体系，所针对的病症现象也与我非常相似。施教授深入地分析了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指导我如何去做，同时也教给我人生当中的一些哲理。理论中具体的东西在这里就不做陈述了，在这里我主要谈一下近期我的感受与所获得的心得。
1.实施森田疗法难点的讨论
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森田疗法对于治疗强迫症、疑病症、恐惧症有着非常好的效果，但需要坚定地去做。但是通过我这些天的体会，我认为在我接受森田疗法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关键点和难点，这些点就如同关卡一般，只有克服这些点才能够顺利前行，否则前进将是十分困难的。
难点之一就是，当我所担心的事情突然来临时，我常会觉得好像是有可能的，我这种逻辑似乎是有道理的，然后联想到可怕的后果，那么沮丧、恐慌之情就如洪水一般接踵而至并一发不可收拾。这时，我虽然知道有森田疗法，但在这种我“自以为是”的逻辑下，我会认为森田疗法是治疗强迫症的，而我这种担心是可能的，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很难去使用森田疗法，或者说是根本就没使用，所以在那个时候整个人都提不起精神，对什么都没兴趣，我认为这是我实施森田疗法的一个难点。虽然我有的时候努力让自己忙别的事，我会变得轻松、开心，从中深感行动的力量，但在“自以为是”的逻辑下稍有不注意又会陷入低谷，潜在的恐惧点仍然存在。
施老师、爸爸、女友对我现在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施老师教导说要我认出这种强迫思维，这种思维是一个完美的逻辑环，同时还会骗我，一环套一环地把我往进拉。这时需要做的是认出它并坚决、果断地使用森田疗法，这个过程艰难并且需要练。之所以艰难并且需要练，是因为要认出它，同时打破原来的逻辑，放下原来的担心，勇敢地生活并且用一种正常的思维取代原来的逻辑。由于想到担心的事→可能的佐证→恐惧→极度恐慌→生活暗淡，这种原有的逻辑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要转化它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爸爸说，我的封闭思维就仿佛一个火坑，别人站在坑外看实物都十分清楚，而当我自己被拉入火坑时就什么都看不清了。自己在前两年是十分轻松的，有时会想到这个逻辑，但稍判断一下就觉得应该没事然后就过去了。自己那时可能就是站在火坑外吧。女友也告诉我：她十分能理解我陷入时的感受，但她让我坚信在我认不清楚的时候要相信别人帮我做的判断是正确的，并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做。综上所述，身边的人都认为我陷入了一个错误的逻辑环，并要求我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坚持按照正确的方法做。我在有些时候也能觉得自己的那种逻辑是错的。所以说，大家的判断及大家对我的帮助更加坚定了我前进的信念，对我克服“难点”坚决使用森田疗法有着很大帮助。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之所以使用——别人说，别人告诉我，是因为别人告诉我的这些东西，我认为在理，或是当时打动了我，或者能让我那时轻松，然而我却没有完全将他们转变成我自己的东西，刻画在自己的脑子里。所以说如果将别人告诉我的、交给我的结合自己的行动深化进自己的脑子里，这将对进步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引起我焦虑的本质
我认为森田疗法并不在于自己掌握了多少理论，重要的是在该用的时候运用你所学到的方法。这就要求自己一定要尽量认清自己现在这种情况的“本质”，究竟是真的如此危险，还是自己的个性、思维方式还是主观臆想的问题。因为在焦虑即将来临的关卡，我常常会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我突然一怕，感觉万一要是真的呢，于是试着分析，想试图通过分析来缓解自己的恐惧，然而却越分析越不清，那接着就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另一种是我果断地认清这是不正确的思维方式，果断地通过做别的事去转移。这两种道路我都是走过的，结果我也是都知道的。前者的结果就是——痛苦、担心、恐惧、生活无味、正常的事情受到影响。后者的结果又可分为两种：[1]果断判断 果断转移=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将注意力转移至快乐的事，从而基本不受影响；[2]模棱两可的判断，一方面觉得这种思维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又心存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努力让自己使用森田疗法，虽然使用但是担心仍存，使用的并不果断坚决，所以情绪虽稍有平稳，但仍不怎么高兴。
通过我最近的体会，我认为在遇到焦虑时对我比较适用的一个办法是：尽量认清本质→果断、坚决地使用森田疗法→强化自己正性的条件反射。在这一个通路中最难、最关键的点还是认清本质——是自己不正确的思维方式使自己痛苦，而不是事实真的那么凶险。这一点需要始终坚持，因为它是这个通路后两步实施的基础，如果自己犹豫了，不果断了，那后两步的实施会大打折扣。
那么我觉得三个方面能帮助我认识本质：[1]自己之前怕过各种各样的病，也为自己所怕的病找了这样那样的佐证，每次怕某种病时都是相当地痛苦相当地真切，这与我现在的状况十分类似。然而通过时间、事实、医学检查证明我之前怕的东西都是假的。那么我现在所担心的是否和之前的一样呢？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是我个性特点和思维方式所导致的问题。[2]周围人的觉得没什么值得担心的，而我却觉得十分危险，这说明我与大众的评判标准不一致，所以也有助于我认识本质。[3]父母、女友是非常关心我的，如果他们认为有危险，必然会采取一定的解决方法，而他们也都认为我这是心理的问题。另外，施老师从事心理工作这么多年，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他的判断使我对认清本质增加了不少信心。
3.数学题的例子、周围的人该如何做
现在我想谈谈最近和女友讨论的一些成果，对我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女友虽没有学过森田理论，但我觉得她的提示对我来说就如一泓清水流入心田。
女友先给我举了一个数学题的例子，在高中的时候排列组合题是数学中的一种题型，它需要学生通过一定的逻辑思维推导出一个答案。女友说，她有时做一些题的时候，自己认为自己的推理都是正确的，同时和其他同学讨论也不能发现究竟哪里有问题，但是就是和正确答案不一样。如果不强化这个正确答案的逻辑，她在下次解决题目时会不自觉地使用自己那个得出错误答案的逻辑。
我认为这个例子与我现在状况的相似性很大，别人做出的判断是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做出的判断是自己很危险。然而，我之前所怕过的一些东西（包括艾滋病在内）都被事实、检查、时间证明我所担心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就仿佛我用错误的思维在做题，得出的是错误的答案，在看完答案后恍然大悟，而在看到正确答案之前根本不觉得自己错。就像施老师所说，这类强迫思维都有自己一套完美的逻辑环，我想就如同解题时的错误逻辑一样，会将自己封闭于此。如果不坚决、果断、持续地强化正确的思维，那么你会很容易地走入错误的思维当中。
那么这种思维如何矫正过来？就是要练，因为自己已经习惯了自己的那一套思维，并且“自以为是”，所以更要反复训练。另外女友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思维是完全可以矫正过来的。在一个美国总统遭受枪击事件时，周围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缩成一团（这是人的本能），然而一个保镖的第一反应却是张开身体，这说明人的本能都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改变的。况且强迫思维并不是本能，所以通过持续的训练肯定能改变。
这种练习有时候需要自己坚持，有时候需要他人的提醒或帮助。每当自己觉得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坚决执行正确的方法时就应当自己去执行，不断加强自己对正确思维的条件反射。然而，有的时候自己情绪陷入低谷，或是陷入了思维怪圈，或是自己十分焦虑和恐惧时，自己无法做到坚决执行所学到的方法。这时，可能自己想听到一些话，这些话听后自己可能会有所轻松也可以叫做有所懈怠。因为，在听别人讲后，自己就像找了个依靠或是找了个放心。然而，这对自己只能起到暂时缓解的作用，而对自己做出判断是没有帮助的，是别人帮忙做了判断。如果长此以往，将会产生依赖心理，总是寻求别人帮自己判断，而自己永远也学不会判断的方法，这样的状况无异于原地踏步。
那么在自己非常痛苦的时候周围的人应当如何做呢？放任不管、任其痛苦，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患者在那个时候，是陷入了一种错误的思维逻辑并无法自拔，就算让他痛苦至死，他的错误的思维逻辑还是那样，没有任何改变。另一方面，在任何时候都告诉患者他想听到的话，这样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样虽然可以换来暂时的轻松，但是患者自己仍学不会正确的判断方法，以后就会依赖性逐渐增强，越来越不想自己判断，一旦他人的帮助或话语没有满足他的需要，就会立刻陷入情绪低落与封闭思维的怪圈。那么周围的人应该如何做呢？我觉得应该是，当患者知道正确方法时，要鼓励患者自己说该怎么做，而不是直接告诉其答案。然而，患者在陷入不正确思维时，往往不愿意说，也不愿意做。这时，周围的人应当循循善诱地引导患者自己说在这个时候该如何做，并鼓励患者坚决地实施。只有这样才能让患者在认清本质的基础上不断强化正确思维的条件反射，并固化于脑中，才能在以后遇到焦虑时运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最后达到理想的效果是：焦虑一来，意识到引起这种焦虑的本质，进而执行正确的方法，达成这样一个正性循环。
4.快乐与痛苦
之后我和女友讨论了一些快乐与痛苦的问题。人们常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然而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健康人（正常思维的人）基本都是开开心心的，另一群亚健康的人（不正常思维的人）总是满面愁云，仿佛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这是因为心理健康的人对快乐的关注程度大于对痛苦的关注程度，从而这样的人心中总是快乐将痛苦包着，从而展现出来的是快乐，这样的人也更容易忘记痛苦。心理不健康的人恰好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关注痛苦、危险、消极的东西，于是痛苦就将快乐包住了，从而展现出来的就是痛苦。当时女友举了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个女孩在小学被老师打伤落下严重残疾，她妈妈为讨一个公道打官司近20年，整天愁云满面，面黄肌瘦，仿佛所有的不幸都凝聚于她一身，原本一个家也因多年的折腾而窘迫。的确，不能否认这位母亲的确面对了很大的不幸。然而，能说她的生活之中没有快乐吗？显然不能。每当她看到她女儿健康有了一些恢复时，她也十分开心。在这里我觉得她犯了两个错误：[1]她过分执著于这个不幸，过分地去关注痛苦，不能自拔，以至于她愿意花成千上万倍的成本去挽回损失。[2]她过分强调法律的正义性，一定要讨回公道方可罢休，她不知道任何法律都没有百分之百正义的。
以上的事例就说明，反复地关注痛苦，就会局限于此，无法更多关注生活中快乐的事，于是痛苦更大，逐渐包住快乐。形象地来说，就好比人的脑子里有两个气球，一个是快乐，一个是痛苦，你去想哪个就是给哪个气球打气。当你总是想焦虑、痛苦的事时，那么就是在不断地给痛苦的那个气球打气，长此以往，痛苦的气球就会越来越大，将快乐挤得不见踪影，于是生活中就充满着痛苦。然而，人生活的原本目的是追求快乐的。那么强迫思维的人的初衷是追求快乐幸福的，那为什么总是会去想痛苦的事呢？因为这类人想通过自己想清楚，来缓解自己的焦虑。但是，强迫思维的人这样想结果无非就是两种：[1]暂时性的轻松，过一段时间又要去想；[2]想不清楚，自己更痛苦。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因为强迫思维的人有疑病素质，有自己的一套不正确的思维方式。这类人生怕自己有病，于是更倾向于发现蛛丝马迹，由于被疑病素质笼罩，这类人看待事物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并常常夹杂着“自以为是”的主观想象，这样分析客观事物时往往就失真了。那么就陷入了自己的那套逻辑，越想越想不清楚，越想陷得越深，这就是精神交互作用。森田疗法之根本就是要打破这种精神交互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从痛苦之中拔出来。
学习森田疗法就像在学做题的方法，把这种方法搞明白、吃透，许多这类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而不是去注重解决不同的症状，图得一时轻松。那样就如同不学方法只想着做题，就算眼前的题目暂时解决，下次遇到题目仍犯难。
然而打破一个旧的条件反射，建立一个新的条件反射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是急不来的事情。只要我们在焦虑来临的时候提醒自己，坚持按照正确的思维走，并不断强化，那么必将走出困境。
5.自己现在的处境——直路、岔路
现在摆在自己面前的有一条直路（正确的路），然而这条直路两侧有无数条岔路。这些岔路就是让自己焦虑、恐惧、担心的思维。当自己遇到岔路时，自己就不知道该走哪一条了。所以需要自己学习正确的思维方式，需要提高自己的判别能力，不断强化自己的正确观念，才能在遇到岔路时识别出它是岔路，进而坚持走直路。同时还要加强自己正性的心理暗示——自己一定能够走直路，沿着正确的方向跑，自己一定要坚信。自己仿佛是一粒灰尘站在直路上，周围的岔路都像吸尘器一样将自己往里面吸，学习正确的理论，增强自己的判别能力，坚持按正确的方法做，这就是壮大自己的体重与力量，岔路上的吸尘器才无法吸走。增强积极的心理暗示就如同让自己在直路上跑得更快，也可以避免被岔路吸进去。
6.有关做检查的讨论
再谈谈自己有时想去做检查的事。有时候想着“之前那些案例，那些朋友都是做了多次检查后仍不放心，所以他们是心理问题。而我这还没做检查，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呢，所以这不一定是心理问题，也有可能是真的。”最后我们讨论出了一个结果，那些朋友在做检查之前的心理状态是和我一样的，或者是他们现在由于不放心还想做检查的心理状态也是和我一样的。他们的状况是，他们在一次次地由于怀疑或是不放心做检查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是自己思维方式的问题。当他们做完检查，发现自己仍担心时，他们才意识到可能是自己的心理出了问题才去找心理医生。而我现在的状态是，在我还没开始像他们那样做检查时，就已经及时得到了心理医生、森田疗法、身边的人的帮助，拉住了我。打个比方，就好比那些朋友掉入了一个坑，掉到100米时开始寻求心理援助，而我只掉到了50米就已经有人拉住了我，让我不再往下掉了。所以说我是更容易走出来的。
另外，做检查就等于自己在没有办法时，依赖检查来帮自己判断，与依赖他人帮自己判断是一个性质的，然而自己没有做出判断。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因为它对增强自己的判断能力没有任何作用，可能能够将自己从现在这条岔路上救出来，但是前面仍有很多岔路。做了检查可能在遇到下一个岔路之前不会痛苦，然而自己的判断能力没有提高，反而加强了不正确的思维，养成了依赖性，所以在下一个岔路口更容易进去。
所以再强调一遍需要做的：在走到岔路口时分辨出来这是岔路，也就是认清引起恐慌的本质→坚决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做（练习 过程）→碰到大的岔路而不入→成功。在岔路口及时分辨出来这是一个难点、关键点，当自己分不清时，其实是已经走入了岔路，之前会有隐约的感觉，应该及时跳出来。
7.对“佐证”的讨论
再谈谈有时候自己觉得后来的“发热”或是“发热时晕倒”是可能的佐证这类问题，最后经过讨论取得了一些结果。自己恐惧的事情，是自己想出来的痛苦，是因为疑病素质 精神交互作用（强迫思维） 事件（导火线），这样不断循环，在自己脑海里得到强化，进而产生强烈的印象，但是它是没有现实基础的。一定要相信这是可以被打破的。由于这种思维方式没有现实基础，所以无法通过思维去拔根，主要依赖于行动转移。我这种思维，就仿佛烟囱里冒出的烟，是虚无的，本质是炉中的火，所以去抓云中的烟是徒劳的，它与镜中的事物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要坚决地确信我所恐惧的东西是虚构的，是无根据的。其本质也可理解为：我所想的可怕的事是不存在的，是强迫思维硬生生想出来的。
发热、晕倒是一样的道理。这些属于生活正常出现而无联系的一些事，我在恐怖心理、强迫思维的作用下，将完全无联系的偶然事件联系到了一起，并且虚构环节，所以我应该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思维打碎。另外，我不仅将无因果关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而且把艾滋病当事实套到这个逻辑环当中。所以说这个逻辑构造整个就是错的：[1]把不存在的事当做已然发生的；[2]把毫无联系的事套上了因果关系。在此说明这个逻辑不对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在已经进入岔路时走出岔路，是起辅助作用的，用这个方法把自己拉出来得到一段时间的轻松——治标。目标是让自己别走到这一步，站在岔路口时就明白是岔路而不走，从而走正确的路。而运用正确的方法走直路——治本。别人帮忙分析解脱就好比是快速降压药，是治标的过程。那么要想血压持续不高，就得提高自身的素质，这才是治本的过程。
在我康复过程中，我的爸妈同我一起学习森田知识，及时帮我识别自己的症状，我的女朋友对我不离不弃，家人和朋友的爱给了我极大的心理支持，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帮助我最痛苦的时候渡过难关。施旺红教授教给我的方法，让我快速从强迫旋涡中爬出来。另外，施教授治愈的大量案例（其中有的和我同样症状，还有更严重的艾滋病恐怖，也有更恐怖的要杀自己孩子的强迫意向），给了我坚定的自信。但愿我的体验对其他朋友能有所帮助。衷心感谢我的亲人、朋友！谢谢施旺红教授！
“案例”森田疗法救了我
森田疗法是一种科学的心理疗法，也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东方精神疗法，它与宗教、哲学是不同的范畴。宗教、哲学只能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不能代替森田疗法解决神经质的问题。会员们在学习森田疗法时应该很好地掌握和区分这一点，不要走入误区。我的感悟来源于我的亲身经历，来源于我的实践。
我曾是一名老强迫症患者，也是一个具有典型神经质的人。为了对付强迫症，我想尽了各种办法：学佛参禅、念佛经禅句，还跑到寺庙去烧香拜佛；学过气功，苦练过太极拳；症状难过时，我去跑步，不断地去吃糖，听说运动使人快乐，糖可以解除忧郁。但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强迫症依然困扰着我，忧郁时刻缠绕着我，我与之苦斗近二十年，身心疲惫，毫无结果。直到发现森田疗法，我如获至宝，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我把读本带在身上，像带着护身符一样安全可靠。当症状来临苦不堪言时，我拿出来读一读，以缓解忧郁的情绪。就这样，慢慢地我理解了其中的道理，悟出了森田疗法的精髓，走出了迷茫，数年之后，我发现我不知不觉好了。还是森田疗法救了我！
（一）我得了医生也救不了的怪病
12岁时，生产队的一个老太太死了，我无缘无故地、有意地将这事记了很久，只要是醒着，我无时无刻不在记着，当时也没有产生什么痛苦，大概一个星期以后自然地忘了。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对人生的体验，对死亡有了恐惧。
16岁时，我得了一种怪病，那是由于高考学习紧张而引起的。在高考前三个月的一天，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要是我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记着一样事情，脑子不能思考其他任何事情了，那该怎么办？”从此我的苦难生活开始了，我不能学习，我脑子每天都在和这一不正常的想法作斗争，我认为这一想法非常荒唐，着力地去排斥它，认为只有排除了这一不正常的想法，我才能正常地生活学习。而另一方面，我又清楚地意识到，要排除这一不正常的想法，又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是醒着，只要我的意识还存在，我都不可能忘掉，更不可能排除掉。我意识到，我得了一种怪病，医生和药物都治不了的怪病。是的，头脑里的一个想法，看不见也摸不着的，谁能帮你除掉？除非是睡着了，除非是死了，除非是用外科手术拿掉那一块记忆。我羡慕身边的每一个人，认为自己不能像他们一样正常地生活、学习，我甚至看见叫花子、疯子我都在羡慕，认为他们比我正常，至少不会像我这样痛苦。我认为我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了，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我曾无数次地想到死，觉得只有死才能解脱我的痛苦，但我又不甘心去死，更不敢去死，我孤独无助地痛苦地生活着。我就这样带着糟糕的心情、恶劣的心境，迈向了我人生的起步，我坚持着参加了高考，后来读了书，又有了工作。
（二）努力使自己像正常人那样活着
二十年来，我一直想排斥我的症状，一直在和症状作无谓的斗争。我就这样带着强迫症生活着，时好时坏。在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时隐时现的强迫症也没有感到很大的痛苦，但我时常感受到强迫症的威胁，想到那刻骨铭心的痛苦，就心有余悸。特别是看到有人暴死，看到死亡恐怖的场面，总是诱发强迫症的复发，这时候以往的痛苦心情油然而生，我又不可避免地再一次遭受到强迫症的摧残，一次比一次痛苦，周期一次比一次长。这时候我早已对自己的病症有了一定的认识了，我时常到书店、图书馆翻阅查找有关医学资料，明白了我得的是一种强迫症，书上是有记载的，但我不知道生活中是否还有我这样的人，而我从书上也找不到具体治疗的办法，看得懂的只有几句空洞的鼓励的话，没有什么作用。实在支持不住的时候，也看过几次心理门诊，分别到不同的医院看过，也得不出什么结果，有的也只是同一类鼓励的话，忙的时候什么都不问就给开些药，这些对我来说还是毫无作用。
我过一天是一天地活着，我感到活着已没有多大意义。尽管我恐惧死亡，但我还是庆幸人生能有死亡，我希望自己快些变老好死掉，我希望自己得绝症而死掉。我每天照着镜子，我依然还是那么年轻，离死亡还是遥遥无期。我要像正常人那样生活着，我不能去精神病院，我不能死！我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自己能像正常人那样活下去。事实上我已做到了，别人也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相反，有人还羡慕我过得不错。
（三）我找到了森田疗法
1995年强迫症再一次爆发，这一次来势凶猛，持续时间最长，排山倒海的忧郁和绝望几乎要把我吞噬。由于过度的忧郁和焦虑又产生了恐惧症。在一次外出途中，面对着满车上的陌生人，我突然产生一种极不安全的感觉，“要是我突然发疯了怎么办？”一股血气往上冲，满脸涨得通红，恐怖袭及全身，心脏停搏，两手臂发酸，一种濒死的感觉，说不出的可怕，像掉入了无底的深渊。从此恐惧时刻笼罩着我，我提心吊胆地生活着，害怕恐惧的袭击。从此，我不敢单独乘车外出，害怕出差，害怕开会，害怕旅游，害怕晚上一人在家过夜，害怕黄昏，害怕黑夜的到来，甚至害怕洗澡，连睡觉都不敢仰睡。我已病入膏肓了，我痛苦万分，感到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我又不得不求助于心理门诊，去看心理医生。我似乎到了医院，看见了医生才有安全的感觉。医生给我开了一些精神类药品，我吃了以后昏昏欲睡，对睡眠有些好处，我已很久没有睡好觉了，强迫症还给我带来了长期失眠的后遗症。吃了几次药后，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了，强迫症依然存在，恐惧、忧郁和焦虑时刻缠绕着我。我感觉到这不是个办法，长期下去只有住到精神病院去了。我又到书店去寻找精神慰藉，我翻阅所有精神和心理类的书籍，无意中发现了一本《神经质的实质与治疗》，我像在黒暗中看到一盏明灯，我如同垂死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我感到有希望了，我可能得救了。
（四）森田先生救了我
我仔细阅读森田的这本书籍，森田理论循循善诱的劝导，句句是实，字字是真，他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对神经质有了充分的认识，二十年神经质切身的体验，使我很快明白其中的道理，懂得了该怎样去做。我试着按森田说的顺其自然去做，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长一段时间一点效果都没有，病症依然存在，痛苦时刻伴随着我。但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孤独、绝望，我至少知道了有个森田，还有他的一本能理解我的书伴着我。我把森田读本带在身上，像带着护身符一样，当症状来临苦不堪言时，我拿出来读一读，以缓解忧郁的情绪。我明白，要活着无论多痛苦都得忍受，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就算好不了，我也做好了这辈子与症状为伴的打算了。
（五）做自己日常应该做的事
我每天带着症状、忍受着难以言状的痛苦，像森田说的那样顺其自然地生活着，做我所应该做的一切。我努力做好家务，当症状严重时，我尽量不使自己闲着。每天我让自己不停地忙碌着，我打扫卫生、下厨房、学做手工活，做些不需要思考的事情苦苦度日。我害怕看电视、看书，怕休闲，怕享受不到快乐而更痛苦。一次家里搞聚会，足有二十位朋友准备到我家来玩。我发愁死了，我怎么有能力对付这二十位朋友？我心力交瘁、六神无主，忧郁与恐惧像一座山似地压着我。没有办法，我得硬着头皮做我所应该做的事。我得张罗着准备两桌丰盛晚餐，我得笑容满面、热情愉快地招呼着客人。看着满屋子正常的客人吃着我给他们准备的晚餐，听着他们的欢声笑语，我感到我不是一个废人，更不是一个患者。正如森田所说的“从别人看来，不像个患者，好像也没有什么病，可自己却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哪里知道我的感受呢？我已经做了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这是最重要的。
为了能使生活更充实些，我试着养过狗，从小狗一直养到大狗，看着狗可爱的劲儿，我始终也快乐不起来。我在想，如果我没有强迫症，我养狗会是多快活啊，像从前一样。是的，小时候在乡村，总是有狗儿伴着，我们和狗儿在河里愉快地游泳，傍晚了，老牛也来到河里游泳，童年总是给人愉快的回忆。如今，快乐哪里去了？也许我总是想着要快乐，而快乐就在我想的过程中丢掉了！
（六）考驾照
我曾经认为，要神经质患者或强迫症患者做外科医生、做驾驶员是不可能的事。这两样事都需要人高度集中注意力，开不得半点小差，容不得半点私心杂念。强迫症那不可控制的杂念无时不在，你能保证你的手术刀不出错，不伤人吗？你能保证汽车不辗死人、不翻车？幸亏我也没有机会做外科医生了。但我不得不面对要我考汽车驾驶执照的事。我没有理由推辞，也找不到理由推辞。难道我能说我是神经质患者，我有强迫症，我害怕开车，那别人能理解吗？只能说你有神经病了。我不能逃避现实，我只能硬着头皮对付了。首先我想到，怕辗死人、怕翻车是任何人都有的一种心理状态，不必太计较。认认真真、小心地学就是了。在这方面我有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学起来也不太难，进步比别的学员要快一些。记得在开车的过程中，强迫观念无时无刻都在故意干扰我，使我不能达到我想要的全神贯注。但我也很清楚地知道该干什么，我得按交通规则行车，会车得减速慢行，人多得减速避让行人，遇到危险地带我会更小心。但师傅的警告“这地方危险，已多次翻车死了很多人”，这时候往往更增加我的心理压力，我变得更害怕也更小心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我已能很正常地开车了，由于心理作用我比别人开车总要慢些，但开车慢并不是驾驶员的缺点，我已顺利地拿到了驾驶执照。经过学车这件事，给我增强了很大的信心，平时认为自己做不了的事也能做到了。常人能做的事神经质患者也一定能做到，所不同的是，神经质患者往往比常人更小心，比常人更怕死。
（七）感悟
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体验，心中装有森田的思想，床头柜子放有森田先生的经典，我感觉好了许多，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动地、无望地接受痛苦，我会时不时地抽出身来审视我的痛苦，审视我情绪的变化。这时候我已不知不觉明白了我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症状都是我想出来的，正如森田说的“神经质症状来自主观世界”。长期以来，强迫症造就了我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每当我要做一样事时，我总是会想“要是我没有强迫症，我不知要做得多好”，“要是没有强迫症，我就能像别人那样正常地生活学习了”，以至于平时连看电视时我也在想“要是我没有强迫症，看电视该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看见别人在洗衣服我也这样想“别人能正常地洗衣服，而我由于有强迫症的存在，也不能像他们那样正常地洗衣服了”，每当这种时候，痛苦的心情油然而生，做什么事都感到痛苦万分。痛苦原来就是我这么想出来的，原来强迫症是那么狡猾，一不小心就上了它的当。这时我意识到，强迫观念是不可控制的，顺其自然与它共存就行了。但一些不必要的想法，如“要是没有强迫症，我学习不知要好多少倍”、“要是没有强迫症，我早就考上重点大学了”等这些“弱智”的想法我们可以控制不去想，这就是森田说的顺其自然吧。从此，我带着症状做任何事情，不排斥它，并时时提醒自己不要上强迫症的当，不去胡思乱想。我感觉好多了，不再那么害怕强迫症了，即使这辈子症状消失不掉我也无所谓了。我甚至将强迫症看成我的一个残疾，就像断了手脚一样的残疾过一辈了算了。
（八）面对恐惧
我已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对待强迫症了，情绪已缓解了许多，症状至少不会再恶化了，可恐惧忧郁始终还伴随着我。恐惧是在患强迫症很久以后才产生的，确切地说，那是对死亡、对精神病的恐惧。我叔叔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我总担心由于遗传的因素我也会患精神病。有时我喜欢模仿电视里一些傻子的滑稽可笑的角色，在引得家人发笑后，我又在想我是不是精神病发作了？我捏捏自己手脚，看看是否还有感觉。我曾几次去看心理医生也问及这问题，这更增加了我的疑心。在一次精神病恐惧彻底爆发后产生了心脏停搏，那真是一种濒死的感觉，好像死亡马上就要来临一样，一般人是无法体验的，我又有了死亡恐惧。很长一段时间，恐惧几乎压倒一切。一次家人都外出了，我要连续几天一个人在家，这是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我一直都在担心这样的时刻总会到来，我脆弱到这种地步，几乎都说不出口。那天晚上，我早早地洗完澡，焦虑不安地摆弄着电视打发日子，很晚我都不敢睡觉，不敢关灯关电视，我想我不知是否活得过今夜，万一恐惧发生心脏停搏死了该怎么办？要是我突然支持不住，像精神病患者那样呼啸着冲出窗外跳下楼去怎么办？我对自己已无可奈何，不管怎样，今晚死活总得过啊。我找来森田的书，找到“心悸加剧发作的病例”反复地看过一遍又一遍，然后关掉灯和电视，鼓足勇气睡觉。黑暗中我万般无助地蜷缩着，心里想着像森田说的那样，“今晚不管多痛苦我都得忍受着，当恐惧袭来的时候，当心脏停搏的时候，我要认真地体验，认真地感受”，“感受它的产生方式到整个发作过程，耐心细致地进行观察体验”，当我抱着这样拼死的态度做好了准备后，那晚恐惧没有发生，相反我还小小地睡了会儿。这真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不太害怕了，恐惧也没有发生，有一两次我几乎暗示自己恐怖发作，但当我认真一体验，采取目不转睛盯住它、毫不惧怕的态度等着它的时候，那恐惧的感觉就不见了。正如森田所说的，恐惧犹如“细看幽灵真面目，原来它是狗尾草”，马上就能看清它的原形。原来恐惧也是自己想出来、怕出来的，也是属于主观的东西。这时我对恐怖有了切身的体验，感觉它并不那么可怕了。自从那一次外出产生恐怖后，我一直都不敢旅游。几年里单位每一次组织外出，我都一次次放弃，一次次找借口。今年又面对这样的一次选择，我再也找不出理由回避了，我必须面对现实。出门的时候我又在想，这次外出是否还回得来？但这种热热闹闹的旅游方式，不停歇地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这种热热闹闹的集体活动中，我已感受不到恐怖的威胁了。我还是有些不甘心，有时故意创造出一些个人单独行动的机会，晚上尽量一个人住，尽量一个人逛商场、游景点，已找不到恐怖的感觉，就是我一个人头顶着天、脚踏着地的实实在在的旅行我也不会害怕了，我已不再害怕恐怖了，恐怖从何而来？
（九）久病成良医
也许是久病成良医的缘故吧，我已能对我的病情有所分析。其实原始的强迫观念并不感觉痛苦的，只要不去排斥它，就不会产生精神冲突，没有精神冲突就不会有痛苦，没有痛苦的强迫观念久而久之会自然消失。治疗强迫症关键就是要把复杂的强迫观念症还原到简单原始的状态，消除精神冲突，没有了精神冲突强迫症也就算好了，森田疗法正好起到这样的作用。而症状是自然而然存在的事，不能苛求它的消失，当你不怕它的时候，当你对它无所谓的时候，也许不知不觉就消失了。而我的病情，已由原始的强迫观念变成了复杂的强迫观念症，并伴有严重的焦虑症、忧郁症、恐怖症。使用森田疗法的顺其自然，已阻断了精神交互作用，消除了强迫症的精神冲突，焦虑已感轻了许多，病情得到了根本的控制。但长期以来形成的恐惧和忧郁情绪并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它已发生病变了。我特别害怕阴雨绵绵的天气，害怕黄昏的到来，每当这时，我总有一种暗无天日的感觉。我想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久而久之我会好起来的。但难过的时候我还在寻找办法，我曾想吃些抗忧郁的药解决算了，但西药往往治标不治本，再说我以前也吃过没有效果，就是有效果也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要是不吃药又复发怎么办？那就一点退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另一方面我总认为精神病才是要吃药的，我没有精神病没有必要吃那些药物。我已顺其自然了，为什么忧郁还不消失？是什么在控制着我的情绪？是我的生理某些方面出了问题，缺少了什么？用中医的解释是不是阴阳不平衡了，气血不畅通了？我得想办法调理调理，或者用食物疗法。一天我无意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治疗更年期忧郁症的处方，我想我的忧郁与更年期的忧郁性质是一样的，尽管我还没有到更年期。于是我抄下处方。很简单，红枣、冰糖、浮小麦三味煮水喝，俗称“小麦汤”，味道非常好，就像喝饮料一样。也怪，我连续服了几付后忧郁的情绪缓解了许多。为了对付忧郁，我同时还学着去打太极拳，听说太极拳能起到很好的阴阳调节作用。我和老头老太太们认真地学着太极套路，从此我还真的学会了打一套优美的二十四式太极拳，而我小时候造成的腰肌劳损也在我练太极拳的时候不知不觉好了。
（十）学做生意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已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了，我已不满足于总是做些现成的被动的事。我开始考虑我要怎样主动去生活，做一些有创造性的、有些成就感的事。青少年时代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了，那时由于强迫症的缘故，我几乎顾及不到理想，那时只有一个信念，要活下去。如今，也谈不上考虑什么人生切入点的问题，我想的只是我该怎样生活才能更充实、更有意义？我该怎样度过我的下半辈子？我想到了经商，做生意。经商又能赚钱又能充实，何乐而不为呢？但我又不能放弃工作去做生意，我有什么特长呢？我能找到一样不影响工作的小生意做吗？这时候我想到了电脑，前几年我学过电脑，懂得一些基础知识和简单操作。何不开个网吧，给大家玩玩电脑，上上网？我把这一想法跟先生说了，我需要他的支持和帮助。我得到了他的同意后很快买回一台电脑。可我已经不会使用电脑了，原来的DOS、WS早已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windows98和office97，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自学电脑。接下来又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去做，要贷款，要办证，要购置设备，选择场地等。好不容易网吧终于可以营业了，但现实与理想也相差得太远了，原以为开网吧是一个比较高雅体面的文化事业，可事实并非如此。网吧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网吧就像块肥肉，谁都想从中榨点油！要想体察百姓疾苦，体验个体户的酸甜苦辣，要想感悟人生非开网吧不可。开网吧虽说简单，但需要不断地维护与管理，需要学会生存，学会与人打交道，更需要像商人一样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要紧的就是网吧政策风险太大了，很多人都转让了，而我始终坚持做下来，我并不完全是为了赚钱，我喜欢做一样事看它怎样发展，又该怎样结果。我就是喜欢这种赔与赢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与快乐。我不断地思索、考虑，我还能做些什么？我发觉我已喜欢做生意这行当了，我已顾及不到强迫症了，我已不再害怕强迫症了。如今强迫症存不存在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无所谓了，我发觉再也找不到恐惧、忧郁的感觉了。
“案例”我是怎样找到森田疗法的
我是七十年代中后期发的病。我父母是医生，根据我的症状翻了医书，找到了诊断，患的是强迫观念。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心理医生，为了确诊便带着我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找心理医生确诊。据说该医生是大学的后起之秀，已名声在外。根据诊断我患的是强迫神经症，他一看我说话的那个自负的神态，就直皱眉头，说我这是强迫神经症的个性特征。随后，他告诉我有的患者患此病30年，言外之意在于暗示我要做好长期打算，并让我吃药，药名“泰尔登”，前后诊断不到15分钟他就走了。
按照医嘱，每晚睡觉之前服药。这药真凶，睡了一晚上觉，第二天早上起床几乎要摔倒，面色苍白，有几次竟然昏迷。但是，为了治病我还是坚持服药。当时还有其他的几种药，现在不记得了。吃了一年没有一点效果，最后不得不把药停了。药虽停了，但随时随地有症状干扰，我还是拼命地排除症状。后来，医生说此病靠毅力是完全可以战胜的。并告诉我按苏联心理学家巴甫洛夫的观点：用一个兴奋灶去取代另一个兴奋灶，即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更强的事情上去。
按照医生的要求，我用一个新兴奋灶去压制强迫观念，并磨炼顽强的毅力（在这种情况下，我父母亲起了推波助澜的误导作用。我父亲多次说，强迫神经症在以前不被认为是病。语气中表现出对这病的轻视和不屑一顾，并反复告诫我用毅力是完全可以战胜的。我母亲则表现出对我反复讲自身的病情感到不耐烦，说医生说了，此病不影响当兵，不影响上大学。这足以说明家人对此病不理解，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对强迫观念，我首先时刻用正面的观念代替。如当“XX领导人耍流氓强奸妇女”观念一出现，马上就用正面的一句话“XX领导是英明领导”取代。在北方某院校读书时，冬天，一个人跑到农田用拳头猛击冻土，以皮肉之苦转移强迫观念之苦，磨炼毅力。拣起地下的树皮放在嘴里嚼，以此树立这样的观念：我连这样的东西都敢嚼还有什么能吓倒我？晚上睡觉前穿单衣到冰天雪地的户外跑步，磨炼毅力。在采取这样方法的同时，回避引起强迫症的外因：回避报纸，因为报纸上有XX领导的名字，会诱发强迫观念；不能接触尖锐的物体，上机械制图要使用圆规，一拿到圆规就出现用圆规扎别人眼睛、戳女生肛门或阴道的强迫观念，我不到教室上这门课；我学的是发动机理论，书中多处有“柴油机狂转”这句话，看见这个“狂”字我就有不舒服的感觉，于是，用绘图铅笔把“狂”字抹住。凡此等等。这样坚持读了第一学期。第二学期，学习课程增加，压力加大，加之对强迫症的压制，负担更重。结果在一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上完晚自习回宿舍途中，因强迫症的反复干扰，想到怎么强迫观念总好不了，又用意念去抑制一下，此时突然心脏狂跳，完全没有正常的心律，我赶紧到室外猛跑，以此与心脏保持平衡，防止患心脏病，不久就平静下来。但又碰到一件我无法接受的事情：我们老师的老婆是精神患者，每天中午到学生食堂去闹。在上个学期也多次遇见过她，好像没怎么注意，可这次遇到后，突然间意识到我要像她那样怎么办？当时非常恐怖，至此恐怖症全面爆发。我已无法继续坚持学业（坚持不下去了），为了换个环境，只有离校，不得不退学。
难道我的毅力不顽强吗？可是，用顽强的毅力去战胜强迫症就好比是螳臂当车。用所谓的一个兴奋灶取代强迫观念更是徒劳的，若再按这条路走下去会垮掉。我只有放弃一切努力，随它去吧！
离开学校后，我压力减轻了许多。对强迫观念采取不管，但又无可奈何不得不管的被动态度。没有像以往那样非要战胜、坚决排除强迫观念不可。几年过去了，我并没有转化成精神病，心脏更没有出什么问题。第四年的一天，我试着大胆去主动接触强迫观念的内容，这并没有使我出现什么不得了的麻烦，没有带来什么严重的不好的后果，只觉得好像拼命封闭着的房间被打开一扇窗户，使我感到一阵轻松、舒爽。此后，我开始反省自己这几年走过的路，与强迫观念斗争的路是失败的路。我试探性地、逐渐地、大胆地想在我头脑中出现的强迫神经症的内容。每当我主动想时，就有轻松感，症状也有所缓解。这也许是脱敏的作用，也许是初步在承认症状，接受事实，是森田疗法的萌芽在我身上的初步体现。后来我干脆用笔记下症状的感觉，大胆地去体验这种感觉，并用文字来描述症状，有时间了就拿出来看看。还买了一本介绍神经介质的书，试着搞清楚大脑的结构，希望找到强迫神经症的根源。
实践证明，用毅力去排斥、压制强迫观念不会有好效果，但是应看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不能完全否定毅力在患者身上的作用。每个患者都会感到强迫症的干扰是非常顽固的，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以顽强的毅力带着症状和痛苦去工作，做自己该做的事，从一次次的失望甚至绝望中走出来（陷进去，走出来；又陷进去，又走出来）。面对这反反复复的折腾，就需要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毅力来对待。
离开学校后我并没有消沉，而是努力地学习和工作。自学了美术，画素描，写生，画水粉画，在工作单位办黑板报，为同事家里画装饰画等等。有的画拿到市场去卖，居然有人买。自学数理化，补习初高中文化课知识，考取函授大专。在企业从一名工人干起，历任统计员、助理统计师、统计师，团委青年干事、组干科干事、组干科副科长，劳动人事科副科长、科长。在企业最辉煌时有职工2700多人。我虽然知道神经症与精神病有本质的不同，但总怀疑自己最起码有轻度精神病，也怀疑其他人认为我有轻度精神病。但我有时又反问自己：让一个有精神病的人去当劳资科长，还专管人事，这不把职工都带出病来了？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问题。精明强干的领导真能做这样的糊涂事吗？
在这期间，我虽然不知道森田疗法，却有意无意地在实践森田疗法，忍受痛苦去做该做的事。但只实践了一半，因为我没有与症状共存的思想，仍然有无法排除的痛苦，真遭罪。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有森田疗法，所以只实践了森田疗法的一半。在带着症状工作的同时，也在时刻关注症状，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排除。往后的几年里一直是这样的。当时，强迫观念已经不再反复出现，却转移到恐怖症上来，主要表现在与人谈话时的无法控制的、很深很重的恐怖。我感到我的恐怖是从大脑的左边发出的，非常痛苦。听说练气功有奇效，就去练气功。先学当时很有名气的气功师庞鹤鸣的“捧气灌顶”，每次功练完以后觉得全身确实舒服，但对症状毫无作用。我用意念把宇宙中的气不停地捧起往大脑不适的位置灌，希望以此来抚摸这遭受创伤的部位，通过练功使症状得到抑制。一年过去了，而症状依然如故。经人推荐，又拜师学习“禅密功”。每天坚持不懈地练习，还经常听气功报告，练习得比捧气灌顶认真得多。练习了好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的身体、饮食习惯发生了变化，饭量下降，喜欢吃素，夏天吃西瓜时，不爱吃瓜瓤，爱吃瓜皮。我把这异常的变化当做是练功的进步，是好现象。但后来，出现了大便特别干燥的情况，这引起我的疑虑。尽管练到这样的程度，可是嵌在脑中的症状并没有消除的迹象，特别是在练功练得入静时，更深感症状仍然顽固不化。我认为这是我功力不到家，所以仍继续认真刻苦地练习。又练了一段时间，感到不能再练下去了，因为我预感再这样练的话，我性格要出现大变化，变得孤僻，不合群。若如此，势必不能适应在人群中的工作。我感到这样下去的危险，因为这些年我也多多少少看了一些心理学知识，懂得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可千万不要因为练气功，造成老的毛病没去又染上新的障碍的情况。果真如此，那不是太糟糕了吗？至此，我放弃了用气功治病的想法，并逐渐地放弃了气功。
幻想用气功来治疗强迫症的观点放弃后，我仍然受着恐怖症的牵制，怀疑别人认为我有点神经不正常，怀疑我的档案里有精神不正常方面的文字记载，因为我自己明白从院校退学就是因为精神问题（至于其他人怎样认为的，我并不知道），在退学原因说明里会不会留下记载？尽管我退学回到原单位，后来调离这一单位时，领导已把档案中退学原因的记载给我看过，并没有一句说到是因为精神问题退的学，只是说我缺课，学习上表现不好，并当着面把记载烧毁了，但我还是怀疑有记载。后来当了组干科分管档案的副科长，利用手中的权力，让档案管理员把我的档案调出来看，并没发现有这方面的记载。但私自调看自己的档案是犯错误的事，所以看得仓促，过后又认为自己没有看清楚，仍然心存疑虑。当然我也认为我的观点在道理上站不住脚，再糊涂的领导也不可能让一个档案里有记载的精神上有毛病的人担当重要职务，但我的疑虑总是不能消除。这只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我跟别人谈话时总觉得思路是清晰的，但表情是不正常的，我感到是一种精神被强迫观念刺激后，长期存在的一种自认为、同时也判断别人与我一样认为的一种不正常的表情。
因为病总也不好，不得不到当地的精神病医院的心理咨询科去咨询。我最不愿意把自己和精神病相提并论，特别是到那种地方去，更怕别人看见，但是为了排除症状带来的痛苦，硬着头皮也要去。医生问了病情，根本没有说什么就开了药让我吃，这药属于慢慢起作用的那一种。吃了好一段时间，我由一个开朗活泼的人，逐渐变得寡言少语，没精打采的，对工作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可症状仍然存在，最终又把药停了。至此，我坚信药物治疗对强迫神经症没用。我把希望寄托在心理治疗上，陆陆续续看了一些精神分析和治疗心理障碍方面的书籍，还在省图书馆办了借书证，专门借这类书。读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入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等书，还看了《强迫症的治疗》、《恐怖症的治疗》等杂牌书。后来有一本书对我触动最深，是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鲁龙光教授编的《心理疏导疗法》。看到了这本书，我似乎感到强迫症不被治愈的神话被打破了。
鲁龙光教授的《心理疏导疗法》一书是我父亲买的。近二十年的强迫神经症一直未愈的事实，我也告诉了我的父母。强迫神经症不那么容易治愈，要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对待。所以他们也经常买这方面的书看，边琢磨，边研究。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书中讲了一些患者的症状和我非常相似，而且都治好了。其中也反对用药物治疗，指出这种病主要是过头的性格造成的，有些好的品德、优点，如果过了头就成为缺陷，这种性格缺陷是此病的温床。过头的性格时间长了，遇到刺激就会爆发强迫神经症。书中把此病比做是一棵树：树叶是症状，树根是性格，土壤是环境。因此，光摘树叶（去消除症状）是只治标而不治本，摘掉一片树叶，还长出新的树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树根才是根本（即性格），但是树根能不能拔掉和铲除呢？《水浒传》中的英雄鲁智深有那样大的力气，也只拔掉一棵碗口粗的垂杨柳，而强迫神经症这棵树可不是一棵小树，从出土，成幼苗，到长了几年十几年的树和根（又有那特殊的土壤），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拔掉这个根不是那么容易的。怎么办？只有从树干上想办法，只要把树干砍断，树叶就自然会枯死。树干是什么？树干是“怕”字！怕症状，怕发病。书中叫患者不要怕，要与怕字作斗争，并介绍了一些患者是怎样不怕的，是怎样去掉怕字的，还介绍了用脱敏法适应强迫观念，用脱敏法去掉怕字。
看了这本书我感到强迫神经症无法战胜的神话将被打破，随后立刻开始实践，按照书中所说的去做，按照患者介绍的方法去脱敏，去不怕。我开始对我的成长过程进行冷静的深深的思考。
我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我为什么会患这种病？哪一条强迫观念使我最过敏？我最怕什么？……
在这段时间，我还接触到一本森田疗法的书《强迫观念的根治》。看了这本书我觉得有道理，但感到书中的观点和方法比较消极，而鲁教授的书从各方面都比较积极，因此，森田疗法这本书没有引起我的重视。
我出生在军人家庭。父亲祖祖辈辈是农民，十四岁到部队，当时是抗战的最后一年。我母亲家是穷知识分子家庭，她五零年参加抗美援朝。我生在北方，有一个姐姐。我们虽在父母身边，但主要由祖母带着，后又跟随父母到南方。六十年代初，因战备的需要，军队疏散家属，祖母带着我们回到农村老家，这是三四岁之前的事。在这段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次父亲乘闷罐火车出发前，我以所有的力量用脚往火车上够，当时在感情上无法与父亲分开，但还是分开了。农村的环境是穷乡僻壤，愚昧落后，不到三年就搬到附近的镇上上小学。在学生中表现一般，虽有点顽皮但是本分老实，除此之外老师评价我有一个特点：好一个人想心思，按当地的俗语叫“盘心思”，有时还一个人叹气。九岁时到大城市与父母共同生活。到大城市住在大院，院里高级人士多，因父亲是中下级军官，所以生活层次是中档偏下。受“文革”初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人群中对地位较高、生活条件优越的人有不服气的抵制心态，加之干部子弟中也的确有些不争气的。因我从农村带来了乡村的质朴，且大人认为的城里小孩的流里流气的习气在我身上没有，1967年，一夜之间我被大院树为少年儿童中的榜样，从此成了先进人物，成了典型，当时还不到12岁。
尽管无法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也不愿意当这个莫名其妙的先进，但这已经由不得自己了，也就是说身不由己。只得硬着头皮去当这个榜样，每天要去带头做好事，当学生干部；别人休息我不能休息，再累也不能说累，怕哪件事没做好被别人说；今天征求这个人的意见，明天挨那个人的批评，对自己的标准非常高，要求非常严，干什么都要十全十美；还做什么报告，参加什么演讲会。每天在这种高压下生活，少年儿童的天性被压抑，人变得非常死板。例如，在“文革”极“左”的年代，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我一天都不拉下，有时因为什么事做得令家长不满意，挨了打，一边哭还要一边自己主动跑去做晚汇报，感到不做就不舒服。做事要完美无缺，比如擦自行车，要么不擦，要擦就擦得干干净净，每一根辐条、每一根链条都要擦到。祖母非常喜欢我，父亲对我又特别厉害，我很怕父亲。当时只十一二岁，强迫性格已在逐渐成形。
1970年底，林彪搞了一个一号通令，说中国马上就要跟苏联打仗，大城市的许多部队都往偏远的西部山区疏散，当时叫支援三线。我小学刚毕业就随父母离开了大城市。到三线后从初中到高中还是这样红得发紫，一直当学生干部。天性受到长期压抑，特别是在性方面受到压抑。在中学与女生相互有爱慕之情，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在极“左”年代，学校没有性知识教育，把这很正常的事当做是思想不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去挖根，去批判。于是我拼命地压制这种感觉，甚至不向别人说，给予自己深深的自责，硬是把这种感觉压下去（我爆发的强迫观念与性有直接关系）。
上高中更加辛苦，参加了宣传队，白天上课，晚上排练到深更半夜，还经常外出演出，生活习惯搞颠倒了：白天上课打瞌睡，晚上来精神。在这之前睡眠就不好，有一点声响就难入睡，后来就更不能正常休息。陆陆续续出现一些怪念头（强迫观念萌芽），有一次看书看累了，上厕所打开门，脑中出现“厕所中有吊死鬼”的观念，知道不对劲，一出厕所门，看到对面山上，又出现“山上有吊死鬼”的观念，马上转移注意力，不敢想了。有一次看演出突然出现说不出来的异样感觉。这些感觉常常一星期出现几次，但一忙就没有了，有时又出现，不过没有给自己带来很大干扰。
高中毕业前夕，出现健忘，医生给我开了药，一次倒好水将杯子放在桌子上，转身拿药又把水杯忘记了；又出现失眠，精力、思维不能集中。这是从1967、1968年我被树成典型到1974、1975当先进的顶峰时期，也是成为边缘人物后长期处在这样的压力下过的7年，神经症的爆发离我不远了。
这里有必要说说我的生活环境。在家庭父亲是绝对权威，更是我的绝对权威，一个非常左的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他非常厉害，我非常怕他。我母亲性格不合群，睡眠长期不好。我祖母对我很好，但在家中没有地位。父母对我也是极“左”式的教育（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一次我借了一本“文革”前的《短篇小说集》被母亲发现后没收，告诉老师并让我写检查。一次穿新运动服跑步，被父亲讥讽，骂作“骚包”。一次当我觉得不对劲，向父亲说出这些不好的感觉时，遭到狠狠的训斥。
高中毕业前夕，虽然没有爆发强迫神经症，但出现了爆发前的一切症状。首先是工作中的最佳状态没有了，感到烦恼加重，再就是前面所说的健忘、失眠、精力无法集中等。这时候如果有人对我进行心理疏导，是否可以避免后来的强迫观念的爆发呢？如今回过头来想一想，应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思维品质已形成，非常自信、自负。我不可能去接受别人的疏导，我会站在我这套思想体系的最高点去审视对方的疏导，要么接受皮毛，要么否定，甚至用自认为正确的观点去教育对方。我肯定会按照当时的路走下去，最终去遭受强迫神经症的巨大打击，只有这种让我生不如死的力量，才能强行逼迫我回头，才能从性格偏态回到常态。这真是物极必反啊！
当时的社会形势是高中毕业后，都要到农村插队落户，因为我是学生中的标兵，所以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偏激。高中毕业时我不到十七岁，我要求远离父母，到祖国的边疆去下放。当时知识青年中红得发紫的人物（按现在的说法叫明星）是天津的知青邢燕子，南京的知青钟志民（高干子弟），上海的知青朱克家。我觉得我与他们没有很大的思想差距，虽没有他们的名气大，但在学校，在我生活的周围，我是过硬的铁杆标兵，我应该像他们一样。所以我向父母提出要像朱克家那样，到他下放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去插队落户。当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后，父母坚决反对，耐心劝导，因我的态度坚定，父亲只好缓冲一步，答应我下放三年后二十岁时再到边疆去。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父母是明智的，方法是得体的，体现出工作的水平。
我没有在三线下放，而是回到南方老家，下放的地点是县级市的郊区，条件比较优越，这与我的理想相差甚远。我整日苦闷，把自己关在自我思想圈子内，还是那样地自负，认为我是最先进的，我的思想总是站在别人的前列，可自己的才华又施展不开，就这样在苦闷中循环。在我们这一批下放知青中，有不少是市里领导的子女，家长有特权，所以下放没有几个月我就被安排回城，到工厂做小工，这使我的苦恼又加重了一些。做小工一个多月，强迫观念出现了。有一天上厕所小便，刚拿出阴茎，就出现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后来反复出现。我从小就受极“左”教育，国家领导人在我脑中是无比神圣的，从刚刚懂事起就无限崇拜，怎么和阴茎联系在了一起？我惊恐万状，精神、感情受到极大刺激，后来几天我仍感到自己无法排除，领导人和阴茎成了一体。我这样一个老先进怎么会有这样的坏念头？真是大逆不道。
这次强迫观念的出现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以往是零星出现一些怪念头，再是有一些健忘、注意力不能集中等现象，若转移注意力或注意调整休息就过去了；而这次则反复出现，排除不掉。以往出现一些怪念头只觉得荒唐，但没有什么感情色彩；而这次则是我心中最神圣、最热爱的、感情最深厚的领导人和我当时认为最下贱的东西连在了一起。这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强烈刺激，是巨大的精神创伤（当时是那种感受）。我感到不对劲，要坏事了。受本能的驱使，我尽快离开工厂回到了农村。回到农村后，马上参加劳动，参加生产队的工作，心理得到调整，强迫症状没有了，爆发强迫观念这件事不知不觉被忘却。在生产队，我按学校受到的教育和舆论所宣传的那一套去劳动，并开展工作：参加宣传队，办墙报，组织社员田间地头学习。我工作很热情，表现十分活跃，在知青中有了名气，逐渐受到大队领导和知青点负责人的重视，也受到社员的信任，没几个月就被选为生产队政治队长、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大队科技队副队长。但是没过多久，我的缺陷暴露出来，首先是工作脱离实际。比如我对社员学习抓得很刻板，不是根据实际需要去学习，而是把这当做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去做，不做就觉得当天像少了点什么，过得没有意义。做了这件事就觉得像卸了心理上的包袱，感到轻松、充实、有意义（一种典型的强迫性格在工作中的体现）。有时社员收工较晚，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还一定要他们学习完了以后才收工回去。类似表现引起社员反感，与我共同组织学习的知青也很有意见，后来大家越来越反感。其实当时的那套学习也是脱离实际的，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从学校到农村，环境变了，没有谁像在学校那样主动树我当标兵，在学校那一套先进模范的做法在农村行不通。随着缺陷的不断暴露，自己也感到不被大家接受，感到孤独，感到现实与理想距离太远，工作难以开展，自我价值难以实现，我又慢慢开始苦闷了。当时大队社教工作组对我仍然比较信任，在我下放快一年的时候，派我到地区五七干校学习。到了干校没几天，不正常的情况开始出现：有一天上厕所解大手，拿起纸擦大便时，又隐隐约约把国家领导人与大便连在一起，后来反复出现这一奇怪的感觉。这次爆发与在工厂爆发相差一年的时间，基本是相同的月份，从此后就没有恢复，一直折磨了我近三十年。我恨当时做小工的工厂，也后悔不该去干校学习。我经常想，若我不去工厂做小工，不到干校去学习，就不会得这样的病。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按我当时的发展，即使不在上述这两个地方，在其他地方也同样会爆发。工厂和干校这两个地点与强迫神经症的爆发没有因果关系。
从干校学习一个月回到生产队，我没有带回来所学的知识，而是带回了病。当时，我不能看登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特别是在厕所里看到报纸就会出现XXX是大便的观念。我的强迫观念开始扩散，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会出现我不愿意想的但又排除不掉的念头。有一天知青带队队长跟我说，近期出现一起强奸案，一个女知青被强奸，阴道中被插进一根玻璃管。因为平时我听到的正面的东西、高尚的东西太多，对这卑鄙、无耻、下流的事情感情上无法适应。也就在这时候突然出现“XXX耍流氓强奸妇女”这一句强迫观念，并长期固定下来。后来还出现强迫观念的一些扩散，如在插秧季节女青年弯腰插秧时，就出现用钢钎捅女青年的肛门和阴道的强迫观念。至此强迫观念一发而不可收。我仿佛掉进了生不如死的深渊。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我发病的内容都与政治和性有直接关系。而有很多从极“左”年代过来的人，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强迫性格，而我有，他们是在均衡的心态下工作和生活，而我长期在偏激的状态下工作和生活。假如说我的强迫观念的内容是婚姻方面，或是学习效率方面的，那一定是在这两方面有偏激状态或长期的过头行为。
由于客观的造就，我时时事事追求完美，紧跟形势，对自己要求太高。但在不少方面仍能凭自己的人性去判断和解决问题，在关键的问题上并没有失去自己。例如1974年，学校老师经常挨整，要么平白无故地被学生顶撞，要么被贴大字报。当时的形势就是鼓励学生去造老师的反，好像谁敢这样做谁就有本事，就勇敢。而我作为学生中的尖子，却没有赶时髦去做那样的事，我觉得老师是教我们的，是长辈，因此自己从心灵深处发出的是对老师的尊重。再就是下放农村第一年，强迫观念还没有爆发的那段时间里，自己和几个民兵押着几个农民到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去批斗。这几个农民因搞副业与大队书记发生矛盾，把书记打伤，被认为是“犯上作乱”，被关押。几天后的夜晚，从其他大队调来的民兵，对他们毒打，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待伤势好转一点就用步枪押着批斗（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遭此厄运，那是毫无法制的年代）。游斗的第二天，天要下雨，我象征性地跟他们说几句大道理，便悄悄地把他们放了。另外经过近一年的下放实践，对知青在农村做出多少成绩的报道，感到有很大的虚假成分。还有就是感到当时的形势造成群众的思想僵化，社会僵化，若再向前迈出一步思想就会崩溃，社会也会崩溃。但即使有这样的优点，终因强迫性格和“英雄观”思想，而未能使自己逃出强迫神经症的惩罚。
我父亲从农村到部队，由一个农民成长为一名军官。这本是时世的造就，是机遇，但是他认为这是国家领袖给了他一切。他以朴素的感情发展成为对领袖的无限忠诚，简直到了愚昧的地步。“文革”的第三年，我才十一二岁，有一回无意中说了一句对领袖不忠的话，他听见以后，对我进行如雷般的训斥，搞得我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吓得要死。我妈妈受他的影响也是“左”得出奇。有一次我说：“叶群是林彪的爱人”（当时林彪还没有倒台，是中央的二号人物），我妈听后问我：“什么叫爱人？以后不要提爱人两个字。”那次给我的印象是，凡是有关男女生活方面的事都是见不得人的。很小的时候这种观念就埋入了我的潜意识当中。我父亲虽是做业务工作的，但对政治有浓厚兴趣，他经常跟我们讲，不管是谁都要有基本的政治观点，在家里一开口就是政治内容，几十年都是这样。我曾戏称我家是家庭政治局。
我患病以后不但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也给家庭带来痛苦，带来压力。我祖母得知我患病以后，专门到农村来照顾我的生活，当时她已接近70岁。她总是要我树立信心，鼓励我病一定会好，经常跟我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强迫观念是那样顽固，气得她有一天跺脚大骂强迫观念，最后还是流下了无可奈何的泪水。她想了很多办法，后来听说可能是妖魔附体，要找神汉为我除妖。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吓得要死，我在信中告诉他，说我可能是得了精神分裂症。据我父亲的同事讲，他看了这封信后吓得脸色苍白（但后来他看了医书，得知我患的是强迫神经症，从此也就无所谓了）。我妈妈那段时间因为我的病，出现了尿频的情况。我当时发病很急，且扩散得快，所以一封接一封地往家里写信，讲我当时的情况。我妈妈一听说我来信了，就要上厕所。1979年我从部队考上大学，我妈妈接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异常，她没想到我仍然以顽强的毅力考上大学，她激动地从办公楼三楼跑下来，一边跑一边喊：“我的儿子考上大学了。”然而一年后我从大学退学，给我妈妈很大打击，她好几天都是以泪洗面。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我是最不幸的，17岁就得这样的病，饱受折磨，总是遗憾地问自己，为什么偏偏是我得这样的怪病。然而现在我了解到，患者中还有比我更小的，有的在读高中，甚至读初中，他们还不到17岁，相比之下我还不能说是最不幸的。不过还有患病年龄更小的，比如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1859年举家移住莱比锡，在迁居的路上，因火车上的瓦斯灯光联想起人的灵魂，致心理症（即强迫神经症），当时只有三岁。各位患者朋友，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应得到一丝安慰。
我在1997年有了鲁龙光教授的《心理疏导疗法》一书。一边看书，一边像前面那样分析强迫性格的形成、发病的原因。按书中的提示，又从南京脑科医院买了一套鲁教授做集体治疗时讲课和患者谈体会的录音磁带，很生动，很风趣。其中一位患者的强迫观念的内容与我较为接近。录音中讲到一位女性，每天起床穿衣服之前，要把衣服抖三百下才穿上，若中间有人打岔，又要重新再抖，她女儿才几岁，也学她的样子抖衣服。这看似荒唐可笑的事情，对于患者来说是很残酷的。有一位男青年，每天要做鞠躬的动作，不但自己做，还强迫他妈妈跟他一起做。有的患者怕剪刀，怕死人，怕尿，怕自己失控将金属丝和电插座连在一起电死自己或其他人等等。我觉得书中所讲症状各不相同，但实质是一样的，其所阐述的观点很有道理。我每天午休时都要把磁带放着听，边听边入睡，越听大脑越清晰，越轻松，效果很好，恐怖症和不舒服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我把强迫恐怖和各种各样不好的感觉形容成混合在沙子中的铁屑，鲁教授的书和磁带就像吸铁石，把混合在沙中的无法清理的铁屑逐渐吸光。我心情非常激动，给鲁教授去了一封信，称他为我的再生父母，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鲁教授的同事回了一封信，说我的性格已达到了“最优化”。
我反复看，反复听，状态一直比较好。这期间调到政府机关工作，到新单位后勤奋工作，谦虚谨慎，团结同志，得到上上下下一致好评，上级拟安排我做党组秘书。也就在这时候，我的症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往外顶（症状已稳定了有半年），无法压住，主要症状是对领导恐怖。在症状的干扰下，我觉得自己行为变得幼稚，一阵症状过后，又觉得大脑非常清晰，就这样翻来覆去地受折磨，真痛苦。我与人交往当中的障碍表现得非常明显，最终党组秘书也没干成。我失望，绝望，感到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大脑中的某根神经出了问题，这里的化学分泌不均衡（其实我对大脑结构根本不懂），但又不甘心就此罢休，还要去寻求新的办法。我以往只是看书，听磁带，现在决心今后努力实践鲁教授所介绍的方法：脱敏！与怕字作斗争！我到底对什么最过敏？对什么最怕？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之后我怀疑自己症状的好坏可能与季节有关系，冬天好一些，春天不好。对春季有了预期恐怖，在春季到来之前就有恐怖感。
《心理疏导疗法》中讲到一位在“文革”极“左”年代患病的患者，只要是开大会，会场呼口号“XXX万岁”，他马上出现呼“打倒XXX”的观念。在当时，谁要是喊出这样的口号，要被逮捕、判刑。他非常恐怖，生怕喊出来，但强迫观念又排除不掉。后发展到怕跟别人讲话，担心讲出这句话来。痛苦十几年，80年代后期到鲁教授那里做集体治疗。鲁教授当着众人把他叫到台上，让他把反动口号（强迫观念）写在黑板上，他不敢，鲁教授就代他写，他依然恐惧万分。鲁教授说：“若XXX知道你有这样的障碍，即使当着他的面这样喊出来，他也不会怪你，而且会理解你。”后来鲁教授抓着他的手，硬是把这句强迫观念写到黑板上，并要他当天下午重复写半张信纸。下午，他只重复写了两三遍，下不了笔，可到了第二天写了满满的一张信纸，据说他去掉了怕字，痊愈了。
我的情况跟他相似，经分析，“XXX耍流氓强奸妇女”是强迫神经症的核心，是最敏感问题，对我刺激最重，我还有个恐怖核心是对精神病恐惧。我就抓住这两个核心去脱敏，去不怕。每天中午我写上几十遍“XXX耍流氓强奸妇女”，越是不愿意让这句话出现，我越主动去想它（脱敏），再写上几十遍“我就是精神病患者”，锻炼自己的胆量，我不怕精神病，我就是精神病又怎样！这样坚持了好长时间，起了一点作用，不怎么过敏了，也不怎么怕精神病了，但是，“固结”仍然存在，仍是那样顽固不化，写的时候“固结”没有了，不写时又出现。我不能一天到晚写啊，不去掉“固结”，这种治疗方法有什么用呢？我体会到，脱敏和去掉怕字不能去掉“固结”，也许对没有“固结”的人，这种方法有效，但是没有“固结”就不是强迫神经症了。再说我怎么可能去掉怕字？恐怖症（即怕字）本来就是强迫的，若能去掉就不会有二十多年的死循环了！
看来鲁教授不是患者，他与所有不是患者的人一样去说服我们应该怎样，这就是他同森田的根本差别。他核心的方法不会取得理想效果。对书中介绍的那些被治好的患者，我产生了质疑。
无可奈何，我再次走进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科去寻求新的方法。去心理卫生中心那天是星期天，正好该中心组织森田疗法学习讨论会，有许多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参加。这学习讨论会举办了六次，较全面地介绍了森田疗法，我由此知道了该疗法的核心是“事实为真”，“忍受痛苦，为所当为”。随后我买了《神经衰弱和强迫观念的根治》《森田心理疗法实践——顺应自然的人生哲学》《行动转变性格》等五本森田疗法方面的书，自己认真学习，理解含义。但是，这段时间效果不好，原因是只停留在认知上，没有注重实践。没有人要求我努力实践，有时实践一下遇到反复就又回到以症状为中心的状态。平时占据大脑的主要还是疏导疗法，还在努力寻求排除症状的办法，自己力求接触更多的患者，做到见多不怪（仍是脱敏）。由于这么多年来“久病成良医”，看了不少心理学的书并接触了一些患者，略懂心理咨询的知识，被应聘到一家私人心理咨询中心当“心理医生”，使用的仍是疏导疗法那一套理论和方法。别人没有被治愈，我的症状仍然挥之不去，痛苦难当。有时总在想，什么法子都用了总不见效，看来是好不了，感到自己命真苦，恨不得到医院去做电疗。痛苦驱使着我继续去寻找新的办法。也就在这时，我进了这个网站。我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进来的？为什么要进这个网站？在这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化？
在进这个网站之前一直想开办咨询电话，专门对有心理障碍的人咨询，同时获得更多的心理学知识。但此事只停留在愿望上，没有实现。后来家中电脑联网，浏览众多心理学网站，对本站较有兴趣。因为太看重“脱敏”了，所以我想只要每晚上网两小时，第二天的症状可能就会减轻，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进站的。以前没有注重森田疗法的实践，治疗效果不好，造成对森田疗法将信将疑。最开始跟帖时气呼呼的，上来就提出质疑，认为该疗法有缺陷，要求森田疗法对大脑结构的方面多研究，搞准是大脑哪部分细胞网络出了问题，以便在治疗上更有针对性。我认为该疗法缺少科学性，只凭感受和体会去认识问题，建议不能对森田疗法的作用过于夸大，希望更多的患者参加讨论，使该疗法更加完善。想法发出后，得到的回应是要求注重实践，这对我起到导向作用。于是比较系统地读了晓松先生解释森田疗法的文章，文章中有一句话对我至关重要：“森田疗法不是认知疗法，而是实践疗法。”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光是停留在道理是没用的，必须要实践。刚开始不能完全接受这个观点，但是这么多年了，什么法子都用过了效果都不好，这回何不试试？于是按照晓松说的去做，经体会果然奏效，把症状放在一边，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舒服的感觉过后，久违的正常感觉出现了。至此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化。
我边实践边反思，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最大特点是内在的无比痛苦，外在的表现则是与人交往的障碍，但是我们的行动是正常的，我们大脑的功能虽有问题，但没有紊乱，这是我们与精神病的分水岭，这就决定我们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工作。我们最大的担心是怕别人认为我们精神有病，实际上这带有很大的主观片面性。1995年我在企业当统计师，一次最痛苦时，把症状跟最信得过的师傅讲了，他听后完全没有想到我精神有问题，只是说我的个性有时有点偏，但他觉得这是正常的，他不可能往病上想，因为个性偏的又不是我一个。1993年我曾把症状跟我妻子讲了，她似乎听不明白，还没讲完她就睡着了，结婚已五年了她竟没发现我的精神问题！1980年退学之前，我父亲请当地驻军医院的医生到学校看我，当时是症状最严重的时候，但他们从外表上看不出我有精神问题，十几年以后我父亲才把这件事告诉我。这足以说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有片面性的。强迫神经症患者总认为自己有病，但在旁人眼里我们是正常人（只是性格有点怪而已，但属正常人范畴）。而精神病患者则认为自己没病，但在旁人眼里他是精神病，因为其行为完全背离了正常人状态。这也是判断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分水岭，请各位务必记住。
后来在实践中也出现过反复，也有过放松实践的教训：应怎样对待症状与工作的关系？怎样对待症状与事业的关系？在人际交往等方面怎样处理完美和不完美的关系？斗争了几十年怎么说好就好了，真的是天才吗？真的是奇迹吗？真的很神秘吗？症状真的好了吗？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文革”极“左”年代及其他各个年代，像我这样被树为典型的不止一个，为什么有人患了此症，而有人没有呢？因为患此症的人有这种病的易感素质。就像同样抽烟的人，有的患肺癌，有的没有，因为前者是肺癌的易感素质，但前者如果没有烟癖，也许就终生不会患癌症。
神经症素质就不是好素质吗？强迫神经症给你带来的难道都是厄运？有没有给你带来正面影响？能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实践过程中把症状放在一边，久违的自然感觉出现了，这时有些盲目高兴，心想：“若这样长期下去，恐怖症等一些痛苦的感觉就会逐渐消失。”可事情并不那样简单，症状还经常一起一伏地出现。但我坚持把症状放在一边，所以没有带来很多烦恼。而且晓松先生说过，反复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继续坚持实践，而不像以往那样一碰到反复就怀疑，表现一种浮躁心态（这要感谢网站的引导）。对于在实践中碰到的这些问题我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认为反复有两个含义，一是症状的反复，二是实践过程中相信与怀疑、肯定与否定的矛盾。对于我来说近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除了相信森田疗法，别无选择。对于症状的存在与否，是不能有所求的，有所求的心就是执著心，就不是真正把症状放在一边，这就会产生交互作用，自然的心就会受到冲击。在前一段时间，久违的愉快刚出现，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幻想着以后症状会慢慢彻底消失。这是执著心在作怪，是产生精神交互作用的前提，因此一定要彻底放弃这些想法。
我的病是不是真好了？其实症状仍然一起一伏地出现，若我仍像从前那样以症状为中心，总想排除症状，那么我就没好。若我真正把症状放在一边，没了交互作用，没了持久的焦虑和苦恼，把症状当眼镜与其共存，我的观念转化了，在我心目中就不是病了，这不就好了么！
前一段时间有的网友问我，仅一个星期病就好了，是不是有非常好的方法，还有的朋友说我是“天才”。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神秘，几十年来自己一直带着症状做应当做的事，已经在不知不觉走森田先生要求我们走的路，只因无人指点，没有与症状共存的思想。因此，在带着症状工作的同时，受痛苦的驱使，时时刻刻想方设法去排除症状医治精神障碍，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把病根拔掉了，痛苦才能彻底消失，愉快的感受才能早日回来，就这样不断地产生交互作用，所以走不出死循环。而来到该网站后，在网站的指导下，把症状放在一边，交互作用没有了，走出了死循环。有时，症状来了固然痛苦，但别人又看不出来，波浪平息后，自然的感觉出现了，工作照样做，这还能认为有病吗？我把它看成是我精神的组成部分，与其共存，观念转变了，彻底放弃了要排除它的念头，就获得了轻松和自然，症状出现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波动时痛苦的感觉也越来越轻。
我就像一个试验品，每种方法都不是肤浅试验，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最后全都失败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放弃那些试验的方法。只有森田疗法使我路越走越宽，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事实告诉我除了相信森田疗法我还能相信什么呢？有了这样的信念，我才能一心一意去实践森田疗法，这也是我取得好的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症状肯定给工作和学习带来负面影响，对此无可奈何，有什么办法呢？最明智的选择是在负面影响的轻重上做文章：越对抗，负面影响越重；越放在一边，负面影响越轻。多放下一分执著，就减少一份交互，何乐而不为呢？
症状影响了事业，但对事业也应抱着无为而无不为的心态。有神经症的人工作成绩不一定就比没有神经症的人差。各位有症状的网友可冷静地与周围比一下，您是不是表现最差的？恐怕未必。因为神经症患者智商普遍较高，且行为正常，他们会竭尽全力去做好工作。只是不能要求太高，不要太追求完美，太完美了反而是不完美。
人际关系本就错综复杂，同事、朋友、上下级等关系，本单位和外单位的协调关系，家庭中的夫妻、父母、子女等关系，还有与配偶、父母相处等等。对于强迫症患者还有在处理各种关系中与人交往的障碍。全面地看，“障碍”也不全是坏事，因为障碍对大脑的占据，反而对那些复杂的关系没时间顾及，无意中减少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这倒省了心，也不会带来损失。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得十分顺当，我们也应该抱着这样的心态，把人际交往障碍当做不顺当的一个方面去接受吧。
神经症性格也有它的优势，如做事认真细腻、一丝不苟，喜爱独立思考，有钻研精神，工作有恒心、有毅力、不达目标决不罢休，要求自己严格、上进心强，为人本分、善良，遵纪守法等。完全可以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做出成绩。
患了强迫神经症后，首先会促使自己去掉性格上的偏激部分，再就是更加珍惜愉快的心情，更加爱护通过与病症作斗争所得来的生活。症状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要看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另外，强迫神经症不被别人理解是正常现象，不必因此而感到难过。其实，也没有必要向他们讲，不讲还好，否则弄不好还会引起误会。可向知心朋友倾吐，最好向心理医生讲，向与自己有同样症状的网友讲，这样你可以受到启发，知道怎样对待症状。在网上不要羞谈症状，有人可能自认为难以启齿，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正是荒唐的一面，相信大家会理解的。
我认为森田疗法是科学的，当然也不能说其他的方法就不科学，各种方法能在社会上存在并有人追随，就说明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但我认为森田疗法的科学含量最高。头几个月一个网友介绍了一家外国网站，据说把强迫观念及其带来的痛苦用卡通漫画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要我说这有什么用呢？用西方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至今搞不清楚发病的原因，就像搞不清楚癌症的病理病因一样。而森田理论则得出了让人普遍接受的道理。在西方，强迫神经症是精神上的不治之症，其科学再发达但至今也没听说有治愈的范例。而森田疗法的的确确治愈了不少患者，我就是其中一例，当然还有其他的网友。随着森田疗法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患者被治愈。东西方对强迫神经症治疗的方向是不同的，从森田疗法这边，说清了此症的本质，而在西方国家这还是至今说不明的问题。我由于受症状的长期折磨，多次产生了要搞清大脑结构的愿望，弄清是“哪根筋”出了毛病，是哪部分的“内分泌”失去了平衡，以达到对症下药的目的，其实这是不现实的。首先我不是从事大脑研究的专业人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基础知识，没有条件去搞清楚，连科学界都没有搞清的问题我一个门外汉怎能搞清呢？我的那些愿望也正是西方医学的研究方向，自己的判断也许是对的，也许又都不对，与其把精力放在那些搞不清楚的问题上，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去实践森田疗法。
因此今后的任务就是努力实践森田疗法，不要被感觉的时好时坏所迷惑，不能因为好时就高兴，不舒服时就遗憾或悲观，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接受大脑中的这个客观存在，与其共存，在工作中当症状干扰时，只要为所当为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行了。
我的这篇长篇连载结束了，本文若能给其他患者带来启发，本人则不胜荣幸。
三位曾为强迫症而困挠的朋友的故事讲完了。他们的症状及其起因各不相同，强迫的表现也各异，但执著的心的实质却是一样的。因为强迫，他们的心路历程格外坎坷曲折，也正因为如此，这三个案例所带给人的深思与启发远胜过单纯地学习理论。相信朋友们读了这几个朋友的故事后，能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强迫、什么是森田疗法，理解治愈的过程是怎样的，也就是森田疗法是如何实施的。除此之外，我相信，读完这三个案例，朋友们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是的，成功属于有心人，曲折只会使成功的体验更深，幸福的体会更强。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走出强迫，走向成功与幸福！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重读校样，我思绪万千。从计划写这本书的时候开始至今十年的奋斗历程，都历历在目。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努力阅读患强迫症朋友的帖子，仔细领悟他们的心路历程；多少次面对面的交流，我努力想象并理解他们的痛苦，多方尝试打开他们的心结；多少次失败，使我曾经多么地沮丧，甚至想到过放弃；但跌在深谷，只要继续前行，又常常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这时又使我不由得赞叹执著的魅力。我常想，之所以我能够读懂强迫症朋友的心，大概也在于我的执著，执著的心是一样的，只不过我的执著转向了行动，而强迫症朋友们将执著转向了内心，方向不同，结果也不同。想当年我因为心肌炎而困于病床上之时，正是因为对森田疗法的领悟，才开始了我为所当为的行程，用一年时间自学日语，取得了在朋友们看来惊人的效果——仅仅一年时间的自学，我就为来访的日本专家当起了翻译。以后更是获得了东渡日本实地学习并实践森田疗法的机会。我并不是个卓有语言天赋的人，我的思维的敏捷度、语言表达和写作的流畅性可能都远逊于许多患强迫的朋友。常常读着强迫症朋友们的文字，我会热泪盈眶，一方面佩服朋友们卓越的思维和写作能力，一方面又慨叹天妒英才。像我这样拙笨的人都能成就一定的地位，若是朋友们的执著有正确的方向，那会有怎样的收获！
令人欣慰的是，许多朋友通过各种途经了解并实践森田疗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更令人快慰的是，许多朋友不仅自己走出了强迫症的魔沼，而且不遗余力地帮助那些还在陷阱中的朋友，从而使森田疗法更加深入人心。森田疗法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疗法，更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使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享受自然和人生的赐予，丰富我们的体验，使我们更加珍爱生命，珍惜幸福。我希望更多的人体会到这一点，也希望本书能帮助更多挣扎在痛苦漩涡中的人们，在领悟之际，用那强大的内向能量的反作用力，划起行动的双桨，将自己推向成功的彼岸。我也希望能分享朋友们读这本书的体会，我期待着朋友们的参与。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心理疗法不断出现，它们各有特色，各有重点，又相互补充，殊途同归。希望朋友们在实践中不要将其对立，而是领悟其要点，体会其共同的内核——活在当下，使思与行保持平衡，脚踏实地地生活，在生活实践中追求，而不是在思想的漩涡中打转。痛苦来源于思想，成功来源于行动，幸福来源于成功的自信。当我们先从一点点小事做起，获得了一点点小小的快乐，那快乐就是真真切切的，不要再怀疑。若将这一点点的小事情、小满足、小快乐汇聚起来，我们对生活的自信也就逐渐建立起来了，成功也就向我们招手了。记住：只要你在为所当为地行动，生活就会顺其自然地改观。
另外，我在与编辑的交谈中谈到，强迫症不是一朝一夕就造成的，而是有一个过程的。父母如果在孩子身心发育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人格形成的关键期——青春期，能够关注孩子，正确地引导孩子的行为，及时地疏导孩子的心理，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宽松的环境，那就可以阻止多少孩子日后陷入强迫的泥潭啊！本书中大量的案例都在文字的背后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如何正确关注和培养孩子。所以，本书也是可供普通人阅读的，尤其是患强迫症朋友的父母，了解强迫症，了解森田疗法，会为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康复环境。
最后，我希望看完这本书的朋友，放下内心的执著，踏上行动的大道，不问收获，一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