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义德指出，福楼拜的旅行笔记和书信向我们揭示出，他小心翼翼地对非洲的事件、人物和社会背景进行报道，并且能从其怪异性中得到快乐。他的作品所关注的是那些引人注目的东西，并用精心设计的语词将其表现出来：比如碑刻和鸟粪是埃及仅有的两个能使人感到有生命存在的东西。
福楼拜漫游非洲时，在哈尔法谷邂逅了库楚克·哈内姆这个着名的埃及舞女和交际花，并在看完她跳的“蜂舞”后和她上了床。她无疑是福楼拜好几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的原型。赛义德认为，这位非洲女人给福楼拜提供了一个玄想的机会；他为她的自足，为她情感上的无拘无束，还为她躺在他的身旁让他得以胡思乱想这一行为本身而着迷。库楚克与其说代表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还不如说是代表着美妙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女性气质，她是福楼拜的萨朗波和莎乐美以及令他的圣安东难以自持的所有女性肉欲诱惑的原型。从另一角度看，库楚克是令人心烦意乱的欲望的象征，她无边无际的旺盛性欲特别具有东方的特征。像达妮、莎乐美和萨朗波自己一样，库楚克注定要堕落、无育、无嗣。福楼拜在旅行结束后写给路易斯·柯雷的信中说：“东方女人只不过是一部机器，她可以跟一个又一个男人上床，不加选择。”
很显然，福楼拜笔下的东方女性已经经过了文化帝国的变形和置换。所以，赛义德认为，像任何其他类型的法国作家一样，福楼拜的东方小说也是一种殚精竭虑的历史重构和学术重构。在他的所有小说中，福楼拜都将东方与沉溺于性幻想的逃避主义联系在一起。爱玛·包法利和弗雷德里克·莫罗都因日思夜想在其乏味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中所没有的东西而身心交瘁，这些东西不断地在其白日梦中出现，包裹在东方的老生常谈之中：闺房、公主、王子、仆人、面罩、舞女和舞男、冰冻果露、油膏，等等。
对于１９世纪的欧洲而言，随着资产阶级的观念日益取得支配地位，性在极大的程度上被加以规范化。而在东方这个地方可以使人找到在欧洲无法得到的性体验。在福楼拜的创作中，“东方的性”像大众文化中其他类型的商品一样被标准化了，其结果是读者和作家们不必前往东方就可以得到它，如果他们想得到它的话。
福楼拜的东方叙事充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性错乱、性幻想和性表演：
有一天，为了娱悦大众，穆罕默德·阿里的手下人从开罗的集市上带走一个女子，将她放到一家商会的柜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她交合，而商店的主人则在一旁安静地抽着他的烟斗。
一天，从开罗到休布拉的路上，一个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一只大猴子鸡奸——就像在上面的故事中一样，只是为了出风头，以博观众一笑。
不过，福楼拜坦率地承认这种怪事是不多见的。“所有古老的笑话——受杖责的奴隶……拐卖女人的贩子……偷东西的商人”这些众所周知的小丑形象——在东方都会获得新的意义。这一意义无法被复制，其妙处只有在现场才能感受到，一旦离开了现场就大为失色。东方被观看，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从不介入其中，总是与其保持着距离。
最后，赛义德对福楼拜的东方之行及其东方叙事作了总结：
“这一舞台所上演的戏剧非常合乎逻辑地成了文本表现的独特话题。这样，一个完整的循环就完成了：人们在文学文本中所无法预见的东西可以成为学术着作所描述的对象。其特殊性可以被移译，其意义可以被解码，其敌意可以被驯化；然而，人们赋予东方的普遍性，人们在实际接触东方过程中所产生的醒悟，东方所显示出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性，在关于东方的言说或写作中全都得到了重新配置。”
福楼拜对于非洲的性描写，奠定了法国人在非洲进行性掠夺的基本的叙述方式，即一方面肆无忌惮地进行性掠夺，另一方面又对非洲他者进行性丑化。这一模式首先被他的学生莫泊桑所复制。莫泊桑的母亲酷爱文学，与福楼拜是朋友。早在１８６７年，莫泊桑就通过母亲的关系结识了福楼拜。１８７３年，莫泊桑正式拜福楼拜为师，其作品与其先师同声一气，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莫泊桑的小说《玛珞伽》的叙述者一到非洲，就像种马一样发了情。
这位性饥饿患者在游历了波尼、君士坦丁、比斯克拉和塞提夫之后，长居海湾城市布日伊，而此次出游，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猎艳。他认为非洲并不缺少姑娘，然而她们却和“撒哈拉井里的泥浆水一样有毒而腐臭”。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他在小说中描述了一个本地姑娘玛珞伽，一个淫荡而又邪恶的少妇：“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姑娘。既有点兽性又有点傲气。她的那双眼睛总像是闪耀着热情；她半开的嘴唇、尖利的牙齿，乃至她的微笑，都有着某种强烈性感的意味；她长而竖立的尖尖的奇妙双乳，像一对肉的梨子，像有钢簧一样富于弹性，赋给她的躯体以某种野兽意味，使她成为某种低级的而美丽出众的人，命定是爱情无度的生物……没有一个女人的胸怀中会有比她更难于平熄的欲求。
紧随着她被挑起的热情和嗥叫着的拥抱，伴随着的用牙齿啮、磨、抽搐撕咬而来的是如死一样深沉的半睡。”“不顾这些非洲夜晚月明如画，玛珞伽仍然坚持在月光下脱得赤条条的，对于有可能被别人看到这一点，她几乎根本没有不安的感觉，而且不顾我的害怕和乞求，她在晚上会发出一些使远处的狗也为之吠叫的震耳的嗥啸。”
玛珞伽的丈夫是一个名叫朋达倍迟的政府雇员。她虽然爱自己的丈夫，但为了追求一种堕落的感觉，她执意要情人到她家里去睡觉，“等你不在那儿的时候，我可以那样思念你。而当我搂着我丈夫的时候，可以设想成那是你”。然而，当他们在床上颠鸾倒凤之时，朋达倍迟因忘了钱包，突然回家。玛珞伽将情人塞到床下，与丈夫虚与委蛇。事后，她的情人心有余悸，意外发现床前新放了一把刀口锋利发亮的小斧头。原来，为了掩盖婚外之情，只要朋达倍迟往床下看一眼，玛珞伽就会将他杀掉。在此，作者不仅炫耀了法国人对于非洲女性的性奴役，突出地描写了玛珞伽的淫荡，而且还指斥了东方女性的邪恶。
在莫泊桑的另一个短篇小说《阿鲁玛-沙漠之恋》中，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的爱巴巴堡，住着法国上校奥巴尔。这个金色头发的“规矩汉子”，在陪女人吃掉了许多钱之后，把余下的钱投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种起了葡萄，如今已有９个年头。他能够在非洲沙漠呆下去，是因为此地并不缺少女人：“那些色情享受……阿尔及尔供给我最高级的；而在我散步之际不时地有一个阿拉伯的皮条客或好心人拦住我，建议在晚上的时候给领一个土着女人来。”
那是第４年，奥巴尔在他仆人穆罕默德的帐篷里发现了一个阿拉伯美女：“在一张红色的又厚又软、像褥子一样的高级阿穆山大羊毛毯上，一个女人，一个姑娘几乎裸体睡在那儿。……我爱女人，看见这一形象的一瞬间就击中了我，使我燃烧起来……”第二天，奥巴尔整天都在想怎样占有这个阿拉伯姑娘。
穆罕默德心领神会，将她送到了奥巴尔的卧室。本来是奥巴尔一心想占有她，但莫泊桑却指责是这个名叫阿鲁玛的姑娘诱惑了奥巴尔。当奥巴尔想让她走时，作者写道，她用“一种自愿的无可推拒的献身神态拉住了我。……她的双眼被激起了勾引人的欲焰，也被激起了征服男人的欲望，她那淫荡不洁女人的眼神就像猫儿的一样。这双眼睛在召唤我，拴住了我，解除了我一切的抵抗力量”。
于是，奥巴尔把她留下来。“我把她当作一个类似情妇的奴隶，按后宫妇女的方式把她藏在我家深处。哪一天我对她不再感到兴趣，很容易随时用任何方式将她遣走。因为在非洲土地上，这些生命的肉体和灵魂几乎都属于我们。”
在这里，作者直言不讳地告诉读者，欧洲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非洲的性奴隶而不负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因为这些东方女人根本就不值得信赖。在小说中，阿鲁玛自述她是乌烈-西地-契克的一个头目和他抢来的一个女奴所生，奥巴尔却认为这是一个编造的故事，“因为正和一切阿拉伯人，有动机也好没有动机也好，总是说谎一样，她也要从头到尾说假话”。
接着，奥巴尔对阿鲁玛的指控发展成为对一种文明的总体否定：“这就是土人最令人吃惊而令人不解的特征：说谎……正如肤色使黑人有别于白人一样，他们从骨髓里就是个说谎的，它的程度已经到了使人决不能信赖他们的话。是由于他们的宗教导致的吗？我不知道，必须在他们之中生活才能知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和他们的灵魂中有多少是由谎话构成的，这在他们心里几乎成为了第二天性，是生命的必需。”
因此，奥巴尔尽情地在阿鲁玛身上发泄自己黑色的情欲，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钟情于这个属于另一个种族的生物，但他一点也不爱这个原始大陆上的姑娘。
在小说中，阿鲁玛对于原始的游牧生活方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向往，渴望“回到帐篷下去，去睡、去跑、去在沙丘上打滚，随着牧群从一个平原到另一个平原”。所以不久竟然不辞而别，３个星期后才衣衫褴褛、肮脏不堪地回到爱巴巴堡。对此，奥巴尔觉得不可思议，但也毫不在意，因为他不会因她而妒嫉。不过，如果她欺骗他，他就会像杀死一条不听话的狗那样用暴力将她处死。
此后的３年间，奥巴尔一直与阿鲁玛进行着这种不对等的“沙漠之恋”。后来，他新雇了一个牧羊人。这是一个大个儿贝都印人，裸露的四肢的颜色和破衣混在一起，颧骨隆起，钩鼻收颌，两腿干瘦，高骨架子穿着破衣，狗一样的褐色眼睛，一个粗犷的未开化的人。最后，阿鲁玛终于和这个土着人一起回归到了真正的沙漠之中。对于这一点，奥巴尔可能永远都不会理解，所以一直沉醉于总有一天她会回到自己怀抱的性幻想之中，以期重建对于阿拉伯妇女的性统治。
由福楼拜开始的对于非洲殖民地的性掠夺书写，在２０世纪纪德的小说中仍有流风遗响。纪德《违背道德的人》（１９０２年）中的主人公米歇尔是一个“病态人物”，是一个历史学家与语文学家。他１５岁时丧母，在父亲的教育下，他学会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很快又学习希伯莱语、梵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不到２０岁就撰写了《论弗吉尼亚人的宗教仪式》一书，并以父亲的名义出版。２４岁时，他与２０岁的玛塞琳结婚，旋即经突尼斯到阿尔及利亚的比斯克拉去度蜜月。然而，米歇尔身患肺病，加之又有同性恋恶癖，所以一直未与妻子同房，直到几个月后回到欧洲才第一次占有玛塞琳。其间，他主要是一个一个地猎获阿拉伯男孩。
米歇尔的第一个猎物巴希尔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小阿拉伯人，是玛塞琳带回来的：
“他像动物那么灵活，要人喜欢的样子，身子靠着玛塞琳，捧起她的手亲吻。他做个手势就露出了赤裸的双臂。我看到他只穿一件单薄的白色无袖长衫和打补丁的斗篷，里面是裸的。
“他没穿鞋子；脚踝和手腕都长得很秀气。……他的头发剃成阿拉伯式；他戴一顶小圆帽，在流苏滴子的部位只有一个洞。
那件长衫往下挂，露出他的小而可爱的肩膀。我需要对它捏上一把。……现在他要走了，玛塞琳给他一块蛋糕，我给他两个苏。”
第二天巴希尔没有来，米歇尔竟然难过得哭了起来。从此，他开始珍爱自己的生命。
一个月后，米歇尔的身体有了起色，便开始户外活动。到公共花园去散步。对阿拉伯男孩的兴趣使他在第二次散步时就有意避开玛塞琳。“暗忖哪一天单独到公园里来，坐在一条凳子上等待巧遇的机缘。”由于太熟悉巴希尔，他便想换换口味，结识了第二个男孩，１４岁的阿苏尔。米歇尔对他一见倾心，因为“他要不是独眼，我就会觉得他是个美少年”。
几天后，米歇尔在妻子的陪同下，远足来到绿洲中的果园。
“这是个布满光与影的地方，宁静，仿佛超越时光而存在；沉寂中有东西颤动，水轻轻流过，灌溉着棕榈树，盘旋消失在林木之间；斑鸠轻叫，笛声悠扬，有个孩子在吹奏。他在放牧一群山羊；身子几乎全裸，坐在一棵倒地的棕榈树干上。”同一天傍晚，米歇尔一个人又去了果园，吹笛子的牧羊童也在那儿。他叫拉西夫，只有１４岁，很英俊。
第二天，米歇尔看到拉西夫的一个哥哥，年纪稍许大一点，没那么好看。他叫拉希米。他踩着树干上枝杈砍去后留下的节，当做梯子爬上一棵平顶的棕榈树，然后又灵活地下树，长袍里露出发亮的裸体。
此后，米歇尔一走进果园就与妻子分开，以此认识了一大帮孩子。他与他们一起做游戏，在掷骰子的游戏中把小钱输得精光。有时由孩子们拿着衣服散步，分手时给他们几个小硬币。有时将孩子们带回家，家中随时准备了果汁和果脯。
有一天早晨，米歇尔有一个奇怪的发现：妻子的被保护人中，惟有莫克蒂尔不叫他见了烦（可能因为他长得很美）。一天，他偷了玛塞琳的一把小剪刀，米歇尔没有揭发他。从这一天起，莫克蒂尔成了米歇尔的宠儿。
天气渐热，米歇尔又走进了拉西夫的果园，“阿苏尔和莫克蒂尔起初陪着我，我依然欣赏他们对我淡淡的情意，每天半法郎就可以打发”。不久，米歇尔携妻回到了欧洲。
后来，玛塞琳患上结核病，夫妻俩到处旅行，两年后重返比斯克拉。然而，令米歇尔大感失望的是那些曾令他心驰神往的男孩子们迫于生活的压力，变丑了，变形了，惟有莫克蒂尔例外。
“他的力量与美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于是，米歇尔公然把他带在身边，经恰加、克弗多、姆莱亚，到了图古尔特。
晚上，莫克蒂尔带着米歇尔来到了一家摩尔人开的咖啡馆，有几个阿拉伯女人在里面跳舞，“其中一个握住我的手；我跟她走；这是莫克蒂尔的情妇。……我们三个人走进那间窄而深的房间，惟一的家具是一张床……我们在床上坐下。一只白兔关在房间里，当莫克蒂尔跟兔子玩时，这个女人拉我过去，我也让她拉过去，像给人拉进了睡眠”。
不久，玛塞琳去世，安葬在埃尔唐塔拉。此后，米歇尔更加放荡无行，“这里常年一片蔚蓝，比什么都叫人思想消沉。在这里做任何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的，欲望后面紧跟着肉欲。我受到美好人生与死亡的包围，觉得幸福太现实了，沉浸于幸福又太乏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