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殖民史上，非洲一直是欧洲帝国的边疆。从古到今，先后有古希腊人、马其顿人、古罗马人、西班牙人、英吉利人君临这一块炎热的土地，而这个帝国的最后统治者则是法兰西人。１７９８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和叙利亚。
１８３０年法国发动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战争，从１８４４年起开始屡屡侵犯摩洛哥，１８８１年从阿尔及利亚入侵突尼斯。至此，法国逐渐在北非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与此同时，从１９世纪初期开始，法国从西部非洲沿海向内陆扩张，到１８９５年将塞内加尔、马里、几内亚、象牙海岸合并为法属西非殖民地。１９０４年并上贝宁，１９０９年并上布基纳法索，１９１２年并上毛里塔尼亚，１９１７年并上多哥东部。
法国还于１９１０年将中非的乍得、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加蓬四国拼组为法属赤道非洲。
在世界史上，法国对以上这些国家的统治一直延续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作为帝国事业的回声，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法国小说始终在思想上支持着法属非洲帝国的运转，在梅里美、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纪德、加缪、罗伯格里耶等人的创作中，关于帝国的描写比比皆是，以至形成了一种关于非洲的特定的写作类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关于非洲的自由弥撒的神话。这场法国对非洲的“集体白日梦”，“以法兰西的名义”，以白人的价值、传统和文明的名义管制非洲，形成了一种知识和道德权威。
他们认为西方的神圣使命是统治、指引和领导非洲这些落后的民族，将其作为文明的依托，所以在殖民地重整山河、行使权力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认为被殖民者由于其群体的性癖性和非法的性实践而不适合于组织理性社会和行使政府权力，这就为欧洲帝国提供了一种许可的性掠夺、性奴役和色情文学；他们认为西方的义务是要利用世界的自然和资源以促进国际进步，因而随心所欲地使用殖民地的一切，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以造福于宗主国的工业阶级，喂养它的饥饿的民众。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法国文化帝国的一条特殊的叙述链。
一、江洋大盗与丛林武士
法国在１９世纪动辄对地中海南岸实施军事远征，全力拼凑非洲帝国。然而，横行非洲的法帝国先头部队仍然是一批来自前帝国主义时期的南欧海盗，他们通过非法的黑奴贸易牟取暴利以进行原始积累。这种野蛮的贸易，我们通过梅里美（１８０３～１８７０年）于１８２９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塔芒戈》可见一斑。
小说中的勒杜在１８０５年法西联合舰队与英国进行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失去了左手，随后只得到一艘私掠船上去闯荡，终于成为一条沿海航行的三桅私掠船的船长，船上有三门大炮、６０名水手，专门从事当时已被禁止的黑奴买卖。为此，他亲自监制了一艘专门用来贩运黑奴的双桅帆船。这条轻帆船像战舰一样又窄又长，却装得下数量可观的黑奴。他给这条船起了个名字叫“希望号”。他设计的狭窄而又凹陷的甲板间只有三尺四寸高，仅供那些中等身材的奴隶坐下。在船的过道上他又填上一批黑奴。
这样一来，他的船比别的同吨位的船可多装十来个黑奴。经过６个星期的航行之后，一个强壮的奴隶可在马提尼岛卖到１０００埃居（５０００法郎）。
“希望号”在一个星期五从南特港启程，直达非洲海岸，在塞内加尔西部小港若阿勒河口抛锚后，着名武士与人贩子塔芒戈便带着两个老婆前来接洽。在小说中，作者对这个黑人作了十足的浪漫主义的丑化：“塔芒戈穿起盛装，迎接白人船长。他穿着一件蓝色的旧军服，上面还绣有伍长的袖章；可是每边肩上都挂着两个结在同一纽扣上的金肩章，一前一后地晃来晃去。他没有穿衬衫，这件军服对他这种身材的人又未免短了点儿，因此人家从他这军服的白色里子和几内亚土布短裤之间看到一大段黑色的皮肤，犹如一条宽宽的皮带。一把骑兵用的大军刀用一根绳子系着，悬在他的腰间，他手里握着一把英国制造的漂亮的双管枪。
这么一打扮，这个非洲武士就以为自己在风雅上已经胜过巴黎或伦敦最讲究穿着的花花公子了。”勒杜船长打量着他：“塔芒戈挺立着，如同精锐部队的一个士兵正接受外国将军的检阅，满以为这个白人对自己产生了好印象，不禁暗暗得意。”
与此同时，梅里美又突出描写了非洲黑奴们的麻木不仁：
“奴隶们排成长长的一行来了，由于疲乏和恐惧，一个个都弯下身子，每个人的脖子都给套在一根六尺多长的叉子里，叉子两头又用一根木棒往后颈处接起来。待到要往前走动的时候，有个领头的就把第一个奴隶的叉柄扛到自己的肩上；这第一个奴隶就扛起紧跟在后面的奴隶的叉；第二个奴隶又扛起第三个奴隶的叉，其余的奴隶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扛起叉来。倘要休息，领头的只消把他们的叉柄的尖端往地上一插，整个队伍就停下来了。不难看出，脖子上扎着一根六尺长的粗木棍，谁也别想逃得了。”
在当时，贩卖黑奴可以创造可观的利润，在小说中，几匹劣质棉布，几包火药，几块打火石，三大桶烧酒，５０支锈得不成样子的步枪，就作价换了１６０名奴隶。对于剩下的３０名老弱病残，塔芒戈提议以每人一瓶烧酒的代价卖出，勒杜从中挑了２０名。余者降到每人一杯烧酒，勒杜又收下３个孩子。塔芒戈眼看自己手里还剩７个奴隶，便朝着走在前头的一个女人瞄准，她就是那３个孩子的母亲。
“买下吧，”他对白人说，“要不然我就打死她，一小杯烧酒算了，要不然我就开枪了。”
“你要我拿她派什么鬼用场？”勒杜回答。
塔芒戈开了枪，那女奴倒在地上，死了。
“好，再来一个！”塔芒戈瞄准一个衰弱不堪的老头儿，叫了起来。“一杯烧酒吧，要不然……”
他的一个老婆拉了拉他的臂膀，子弹射偏了。她刚刚认出她丈夫就要打死的那个老头儿原来是个巫师，而这个巫师曾经向她预言她日后要做皇后。
塔芒戈早已被烧酒灌得发了狂，忽然发现居然有人胆敢违犯他的意志，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用枪托粗暴地把老婆打了一顿，随后向勒杜转过身来：
“喂，”他说，“我把这个女人送给你。”
她很漂亮。勒杜带着微笑朝她看了一眼，接着就拉住她的手：
“我会好好地找个去处安顿她的。”他说。
面对着比欧洲白人更为野蛮凶残疯狂的塔芒戈，倒是翻译这个有人情味的人起了恻隐之心。他给了塔芒戈一只纸板鼻烟盒，问塔芒戈要了剩下的６个奴隶，并当场给了他们自由。
塔芒戈酒醒之后，欲向勒杜讨回老婆艾谢，却被擒为奴。艾谢给他偷来了一把锉刀，帮助以他为首的黑人们发动了一场暴动。黑奴们杀死了６０名白人，夺取了“希望号”，但却无法驾驶海船。对此，黑奴们一筹莫展，而被他们奉若神明的塔芒戈怀着因无知而交织在一起的恐惧和自信，猛力转动舵轮，却折断了船上的双桅，由此遭到了黑奴们暴风雨般的责骂，不得不带着艾谢在船头筑起一道壁垒以防不测。
此时船上一片混乱，“暴动者中，一些人在哭泣，另一些人向苍天伸出双手，向他们的物神和白人的物神祈求保佑；这里有些人跪在罗盘面前，怀着对它永不间断的运动惊叹不已的心情，恳求它把他们带回家乡去；那里有些人躺在甲板上，愁眉苦脸，心灰意懒”。在这绝望的人们中间，有二十多个受了伤的人在苦苦求援，可谁也不想去帮他们的忙。
后来他们狂灌烧酒。“一小时后，只见他们在甲板上又是跳又是笑，显出酩酊大醉后的种种怪腔怪调。他们的狂歌乱舞伴随着受伤者的呻吟和呜咽。”夜里，受伤者大多相继死去。早晨，他们再度陷入绝望之中。“船漂浮着，周围满是尸体。大海波涛汹涌，天空笼罩着薄雾。大家商议了一番。有几个学过一点儿魔法的人……此刻一个个地出来献技了。他们试了几种强有力的祛邪法。每当这种尝试归于徒劳，失望就显得格外沉重起来。”此后几天里，大家白天狂饮，晚上沉睡。好些人滥饮而死，有些人则跳海或用匕首自杀。
塔芒戈对此一筹莫展，只好提议弃船（因为只有白人才知道驱使这些大木房子向前移动的有力的谶语），坐救生艇和小舟划回家乡。“他认为只要一直往前划去，最后总会找到黑人住的地方，因为黑人占有的是陆地，而白人只在他们的船上生活。这话是他从前听他母亲说过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荒唐的计划。
首先，船上仅有两只小船，根本容纳不了约八十个还活着的黑人，只得抛弃所有受伤和生病的人，而他们大多数都要求弃船者先杀死他们。其次，茫茫大洋，风高浪险，救生艇几乎刚刚下水就沉没了。另一只小舟“一见出了事，桨手就加倍使劲地往前划，生怕要收容几个遭难的人”。结果，救生艇上的人几乎全部淹死，只有十多个人爬上大船。其三，“希望号”上本来有足够的淡水和食品可以横渡大洋（作者特别强调船上用铁箱贮存了大量淡水），然而，由于黑奴们不加节制的浪费，剩余的又被转移到小舟后沉入大海，致使最后的二十多个人坐以待毙。
最后，全船只剩下塔芒戈一个活人，但他已骨瘦如柴，干瘪得活像木乃伊。一艘英国三桅战舰“女战神”号救起了塔芒戈并航向牙买加首府金斯敦。“岛上的那些种植园主纷纷要求把他作为大逆不道的黑奴绞死；但总督是个仁慈的人，对他表示了关怀，觉得他情有可原，因为他毕竟行使了正当的自卫权罢了。”
于是，塔芒戈获得了自由，有吃有喝，每天还有６个铜板的工资。后来，第７５团的上校让他当了团里乐队的一名铙钹手。他沉默寡言，但喝起朗姆酒和塔非亚酒来却总是毫无节制。他后来得了肺炎，死在医院里。
通过这个传奇般的故事，作者似乎在告诉我们：第一，欧洲白人贩卖奴隶是一场“公平贸易”，而非洲武士遵从的只不过是一种野蛮的丛林法则；第二，没有白人的领导和统治，世界其他地方就没有秩序可言，也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出路可言；第三，黑奴远离现代文明而又举行暴动是导致全船幸存的１６９名黑奴全部葬身大海（全船一共有黑奴１８５名，其中病死３人，中暑死去１２人，暴动时的１７０人中，只有塔芒戈一人活下来）的主要原因；第四，非洲黑人需要白种人的拯救和宽恕。
梅里美的创作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和虚构，而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巴尔扎克居然也在小说中精细地描写和认同黑奴贸易。这就说明，黑奴买卖在当时的法国小说中已经成为一种叙事风格。
诚如赛义德在《叙事与社会空间》一文中所说：“在所有的例子里，帝国的事实都与支撑它的帝国财富有关，与遥远的、甚至不为人所知的空间有关，与那些古里古怪、不被接受的人类有关，与一些异想天开的致富活动有关，如移民、赚钱、猎艳等。不争气的年轻儿子们被送到殖民地，年长一些的穷亲戚去那儿想重新获得失去的财富（如在巴尔扎克的《贝姨》中）有冒险精神的年轻旅行家去那儿放荡和寻求异国情调。殖民疆土是可能的王国，那里的一切可能又总是与现实主义的小说有关。”
在巴尔扎克笔下，贩运黑奴不失为一条快速致富的坦途。
《欧也妮·葛朗台》中的巴黎商界巨子葛朗台，因亏空４００万法郎而自杀。其子查理当时仅有２２岁，靠着堂姐欧也妮的６０００法郎私蓄，朋友打点的３０００法郎的货物及其他物品，共２万法郎，到东方去冒险。查理“一过赤道线，便丢掉了许多成见，发觉在热带地方的致富捷径，像在欧洲一样，是贩卖人口。于是他到非洲海岸去做黑人买卖，同时在他为了求利而去的各口岸间，拣最挣钱的货色贩运。他把全副精神放在生意上，忙得没有一点儿空闲，惟一的念头是发了大财回到巴黎去耀武扬威。
“一天到晚为利益打算的结果，心变冷了，收缩了，干枯了。
葛朗台家的血统没有失传，查理变得狠心刻薄，贪婪到了极点。
他贩卖中国人，黑人，燕窝，儿童，艺术家大规模放高利贷。偷税走私的习惯，使他愈加藐视人权。他到南美洲圣·多玛岛上贱价收买海盗的赃物，运到缺货的地方去卖。”
就这样，查理在７年间捞到了１９０万法郎。而在《高老头》
中，黑奴买卖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而且成为了一种生活哲学。
小说中的伏脱冷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个凶狠的冒险家，是不受任何道德观念束缚的、为所欲为的、骇人听闻的恶魔，是用征服、奴役、抢劫、杀戮等暴力手段进行掠夺的。对此，他不以为耻，反而振振有辞，企图游说拉斯蒂涅合谋劫夺银行家泰伊番的数百万家产，然后到美洲去冒险：“我想过一种长老生活，在美国南部弄一大块田地，就算十万阿尔邦吧。我要在那边种植，买奴隶，靠了卖牛，卖烟草，卖林木的生意挣他几百万，把日子过得像小皇帝一样。……此刻我有５万法郎，只够买４０名黑人。我需要２０万法郎，因为我要２００名黑人，才能满足我长老生活的瘾。黑人，你懂不懂？那是一些自生自发的孩子，你爱把他们怎办就怎办，决没有一个好奇的检察官来过问。有了这笔黑资本，１０年之内可以挣到三四百万。我要成功了，就没有人盘问我出身。我就是四百万先生，合众国公民。”
野蛮的奴隶贸易虽然早在１９世纪初期就被禁止了，但其巨额的利润却始终驱使着欧洲的殖民主义者铤而走险。在纪德的《伪币制造者》（１９２６年）中，法院推事长子、医学院学生樊尚在波城一个疗养院与少妇洛拉结识。他们都被误诊患了结核。由于此病当时还是一种不治之症，因而两人陷入不计后果的恋情之中，导致洛拉怀孕。洛拉之弟亚历山大后来到北非殖民地经商而发迹。其弟阿尔芒说：“开始时生意不好，把拉歇尔寄给他的钱都花光了。他现在在卡萨芒斯河畔安顿下来。他写信告诉我，他生意兴隆，很快就能把借的钱全部还清。”当他的同学奥利维埃问他其兄做什么生意时，阿尔芒回答说：“买卖橡胶、象牙，也许还有黑人。”这些只言片语说明，直到２０世纪初期，非洲黑奴都还没有彻底摆脱被欧洲殖民主义者贩卖的噩梦。
二、高卢骑士与沙漠之狐
对殖民地的性掠夺和性奴役是帝国主义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兰西的帝国叙事则将这种历史由隐形的现象变成了一种显性的存在。福楼拜、莫泊桑、纪德的创作，大肆宣扬高卢骑士猎获沙漠之狐的种种艳遇，表现了根深蒂固的欧洲人对东方性奴的凌辱和鄙视。
福楼拜与很多法国作家一样，对东方充满强烈的兴趣，曾几次漫游非洲。１８４９年，他与杜刚结伴，游历北非、中东，直到１８５１年才经西亚、东南欧回国。对于福楼拜的东方之行，赛义德曾经作过详尽的剖析。他认为：“只有当白种人培养起旅行的强烈兴趣……殖民扩张才有可能发生。”“福楼拜东方之行之前和之后的作品都饱含着他的东方情愫。东方出现在他的《旅行记》和《圣安东的诱惑》……之中，也出现在其《布罗底》、《萨朗波》以及我们能够见到的无数笔记、小说提纲和未完成的故事之中……在福楼拜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东方学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