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讨厌的垂死的家伙，他掌握了生活的秘密，他成了我们生存的每一时每一刻的主人，我们变得忍无可忍，但却依然惟命是从……那个冷漠的圣基特岛的黑人加在我们这些忠厚老实的人身上的就是这种地狱的魔力。”
接下来，作者继续抱怨韦特每时每刻都在折磨大家：他比噩梦还可怕。你看不出他有什么毛病；黑人是不形于言色的。他不太胖——的确——但是也不比大家认识的其他黑人瘦。他经常咳嗽，但是对他最偏心的人都能看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当咳嗽能帮他达到某种目的时，他便咳嗽起来。他不愿意，或者干不了他的活——也不愿意老躺着。某一天，他可以和最棒的几个人一起，在高处跳来跳去，可是第二天，船员们又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软弱无力的身体弄下来。
韦特生病之后，非但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反倒被写成一个伪善者：他一直拒绝服用一切药品；他要小孩吃的止痛药。他们给他送去了一大瓶，足以毒死一群婴儿。他把药瓶塞在床垫和船墙夹板之间，从来也没有人看见他吃过一次。这是因为诚如厨子贝尔法斯特抱怨韦特装病时所说：“你这个半死不活的黑鬼，你即便身体很好，你也变不了白人。”
韦特的阴影笼罩着这条船，久而久之，他已病入膏肓。在风暴中，船员们救助他时，“他刺耳地尖叫，不喘一口气，像是一个受折磨的女人；他拳打脚踢，敲得咚咚直响。他那恐惧的痛苦把我们心都绞得万分疼痛，我们恨不得把他丢弃不管，离开这个像井一般深、像树一般摇的地方……回到船尾楼去，无比镇定地静等死亡的来临。
“他瞪着鼓凸的眼睛，像鱼儿似的闷声不响，身上连一根骨头都没有。他不肯站起来；他甚至连搂住我们的脖子都不肯；他成了一块冰凉的黑皮，里面松松垮垮地填了些软棉絮；他的双臂双腿好像没有关节一样软软地摇荡着；他的脑袋转来转去；下嘴唇耷拉着，又厚又沉。”
面对着濒临死亡的韦特，作者仍然诬称他是在逃避劳动：
“这个吓人的黑家伙是装病，面对着我们的辛苦、我们的鄙视、我们的耐心，一直在无情无义地装病——现在又面对着我们的忠诚——面对着死亡，依然在装病。”
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作者让韦特现身说法，证明此次装病只不过是在故伎重演：
“你没有病——是不是？”
“没有，”吉米肯定地说，“不过这一年来，时常觉得不舒服。”……
“你以前也这么干过，是不是？”
“上一条船，——不错。在航行途中我不舒服起来。明白吗？这很容易。他们在加尔各答付清了我的工资，船长一句话也没说。……我就顺顺利利拿到了钱。整整躺了五十八天！这班傻瓜！我的天哪！这班傻瓜！钱付得很爽快。……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挺好。”
使康拉德惴惴不安的是，韦特的不劳而获逐渐唤醒了其他船员们潜在的野性，以致一个多月来，那些低级水手们“一直在蠢蠢欲动”，准备闹事，直至“罢工”。对此，作者都把它归结为韦特的影响：
“船前部索具的黑影里，黑糊糊的一群人在那里跺脚，转圈，挪前，退后。言来语去，有责备的、鼓励的、不信的、咒骂的。
年长的水手被弄得晕头转向气愤不已，吼着他们要决心把什么什么干到底；而思想进步的年轻的一派乱哄哄地叫喊，相互争论，揭露他们和吉米受到的虐待。他们聚集在这具濒临死亡的活僵尸周围，这是他们远大理想的最适当的象征，他们摇摇摆摆，蹬踏着脚，相互鼓励，大声喊叫他们决不‘受骗上当’。”
骚乱过后，作者继续往韦特身上泼脏水：“吉米已经被忘却了；没人再想起他了，孤独一人在前面他的舱房里，与巨大的阴影搏斗，紧抱着可耻的谎言不放，为他那些一眼就能看穿的欺诈咯咯地苦笑。”
作者之所以剥夺韦特工作的权利，是因为在这次魔幻之旅中，必须用一个替罪人来祭奠海神。因此，韦特必须死去。辛格尔顿说吉米是这场顶头风的根源，“他死定了”。然而，即使韦特如人所愿悲惨地死去，其阴魂仍然不散，船员们竟然为了他死亡的准确时间展开激烈争论，性情温和的诺尔斯和好好先生大卫为了这件事竟大打出手。
为了验证辛格尔顿的观点，作者描写刚刚海葬韦特，风就不期而至。辛格尔顿匆匆忙忙使劲把一圈圈的绳索往下扔：“我早就知道，——他走了，风就来了。”
海风吹来时带着一种高昂而强劲的叹息声。帆篷涨满了，船开始移动了，苏醒的大海睡意朦胧地在人们的耳边喃喃细说家乡的消息。那天夜里，当船乘着清新的强风喷吐着白沫向着北方奔驰时，水手长在小职员的床铺前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那家伙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麻烦……从他上船的一刻起。”
在“白水仙号”上，一些下级船员并非对韦特之病视而不见，完全漠不关心。缝帆匠一面把他缝起来，一面说，有一次，在西印度驻地，在“布兰奇号”，船上发黄热病，一星期要把２０个人缝起来。“这些黑人，就像这一个——他从哪里来你都不知道。什么亲人也没有。对人一点用处也没有。谁会记得他。”
出于这种心态，他们曾试图对抗船长的无理命令，让韦特出舱工作以恢复健康。然而，作者对此并不以为然，反而把领头为韦特争取人权的唐金写成一个小丑，一个抢劫犯：唐金“是个白睫毛的小个子，他看上去好像经历过一切堕落一切凶险。他看上去好像曾戴过手铐，挨过脚踢，在泥浆里翻滚过。……水手舱成了他的避难所了……可以显一显他的偷懒、欺骗、行乞的本事。……这个可怕的余孽证明了谎话和无耻是永远适于生存的要素。……这么一个人既不会掌舵，也不会接绳，在黑暗的夜晚就逃避干活；爬到桅杆高处只会用双手双脚拼命地抓紧不放，咒骂海风，咒骂雨雪，咒骂黑夜；别人工作时，他只顾咒骂大海。”
最后，韦特还未断气，唐金就洗劫了他的私蓄，“船儿在沉睡，永生的大海向远处伸展，浩瀚而朦胧，很像人生的形象，闪闪发光的表面下是暗淡无光的深渊。唐金……溜走了，仿佛受到了雷霆万钧、庄严肃穆的大海的审判和放逐”。
如果说，在《“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中，康拉德还只是把有色人种当做一个个体来书写，那么，在他以后的创作中，他就开始从总体上去否定整个有色种族了。“帕特那号”海难发生之后，马洛竟说沉船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件，就像大水淹了一座蚁冢一样”。的确，西方人冷眼看世界，东方人在他们的视域中只不过是一群蝼蚁而已。在作者笔下，这次信仰之旅亦是一次死亡之旅，而这群具有严厉的信仰的朝圣者就如同一群行尸走肉一样在船上东倒西歪：“在一个个朦朦胧胧的光圈里，显露出一个仰起的下巴，一双紧闭的眼皮，一只戴着几枚银戒指的黑手，一条裹着破毯子的干瘦的肢体，一个弯向后面的脑瓜子，一只赤裸着的脚丫子，一个没有遮掩的、伸得老长好像要挨刀去似的咽喉。……一个女人从头到脚用一条白单子盖得严严实实，活像一具死尸。”
对于这样的东方幽灵，作者是不屑于引为同类的。于是，在《吉姆老爷》中，对于８００个来自东方边缘地带的朝圣者，船长呼之为“牲口”，二管轮称之为“害虫”，其他白人谓之“粉红色的癞蛤蟆”。在小说中，东方的阿拉伯人类同“杂种”，爪哇人形似魍魉。帕图桑是一个“久不悔罪而变得掠夺成性的野兽们的牢笼”，其酋长阿朗·拉甲“是个脏不拉唧的干瘪小老头儿，眼睛凶恶，嘴巴松软，每隔两个钟头要吞咽一粒鸦片丸，不顾一般的体统，头上不戴帽子，一绺绺像乱麻似的头发披散到他那干瘪的脏脸周围。接见客人的时候，他总是爬到一种窄溜溜的台子上，这台子搭在一个破谷仓似的用烂竹子做地板的大厅里，通过地板上的裂隙你可以看见在十二到十五英尺的下面，有一堆堆五花八门的垃圾堆在屋子底下”。在马洛看来，拉甲暴戾无常，是个“可笑的鬣狗”，头目卡西姆卖主求荣，只不过是“大惊小怪的蠢驴”。至于中国人，在马洛的眼里更是如同敝屣，不是长辫上扎着红头绳的古怪老头，就是昼伏夜出的偷窃者；或与海盗为伍打家劫舍，或与敲诈偷窃无所不为的酋长狼狈为奸。在帕图桑地区，本来就存在着部族之间的矛盾，而一伙外邦的浪人，一个阿拉伯“杂种”，纯粹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挑动内地的部落（吉姆称之为草民）起来造反，并且在双联山上的一座山顶上安营扎寨。他像老鹰盘旋在鸡场上空那样盘旋在帕图桑镇上空，把它那空旷的国家蹂躏惨了。整座整座的村庄荒无人烟，河水清澈，岸上却是一根根发黑的柱子支撑的破败的房屋，屋墙上的草和屋顶的树叶零零落落掉进水里，给人一种自然凋零的奇异印象，仿佛这一座座村落是一种植物，从根子上干死了似的。面对这样的东方异类，一位关注吉姆命运的特权人士曾经说道：“你为他们献身（他们是指所有棕色、黄色或黑色皮肤的人），就像把你的灵魂出卖给一个畜生。”
在《吉姆老爷》中，华利士是屈指可数的受到作者青睐的东方人，这是因为“他知道如何像一个白人那样战斗”，“也有一种欧洲人的思想”，即“一种熟悉的思路，一种毫不含糊的眼光，一种坚定不移的目标，一种专门利人的精神”。然而，当布朗率１４名海盗来袭时，尽管帕图桑能够武装起来的男子有两百来人，华利士却不能以绝对优势率众解决这场战斗，因为他“没有吉姆的种族威信，也没有具备战无不胜、神出鬼没的力量的名气。他不是永恒的真理和永久的胜利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化身。他尽管可爱、可信、可佩，可仍然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而吉姆则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何况，这个白人本身就是中流砥柱，刀斧不入。而华利士大英则可以被人杀死”。于是，他们只能聚会在吉姆的堡子里，“仿佛指望在这个缺席的白人的住处发现智谋和勇气似的”。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康拉德作为一个以西方姿态写作的作家，身上预示了西方后来对第三世界形成的各种看法，其小说表现出十足的帝国主义目空一切的叙述风格。在他看来，“没有西方人的支持和领导，这个世界的偏远领域简直就没有生命、历史、文化可言，没有独立或完整可言。……如果那些地方有什么可写的东西，也不过是些腐朽不堪、堕落败坏、无可救药的现实”。
在尽情地辱骂了黄色人种之后，康拉德又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黑色非洲。在《黑暗的心脏》中，作者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非洲是“另外一个世界”，即欧洲的对立面。在那里，不可一世的兽行嘲弄着人类的智慧和教养。
《黑暗的心脏》的政治观点和审美原则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我们在这本书里获得的是一个政治化的、渗透着意识形态的非洲，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帝国化的地方。同时，这一作品所反映的形象远不止是文学，而是极大地卷入了“对非洲的瓜分”。
从狭义上讲，它属于欧洲人牵挂非洲、算计非洲以及计划瓜分非洲的一部分。
小说开篇描述了泰晤士河在“为养育两岸人民作出了数个贡献后，平静而安详地走向衰败”。但是，真正的故事发生在与之相对的刚果河畔。然而，刚果河决不是一条荣誉退休的河，它没有作出贡献，也不享受养老金。不是它们的差异使康拉德担忧，而是潜在的亲缘关系、同一祖先使康拉德焦虑不安。因为，泰晤士河也“曾是地球上一个黑暗的地方”，它征服了黑暗，如今是一片光明和祥和。但是，如果它走访原始的亲戚刚果河，那它将冒险听到自己已经被遗忘的黑暗的过去，成为原始时期愚昧和疯狂的牺牲品。
这些暗示性的描述成了康拉德对非洲评价的着名观点。如果我们对康拉德的观点再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只不过是两个含义对立的句子不断的、毫无意义的重复，一句是关于非洲丛林原始洪荒的描写，另一句则是对非洲人种野蛮的描写。
当我们随着作者进入已被殖民主义欧洲征服的黑色非洲时，发现历史惊人地倒退了千万年。这里没有历史，没有现在，没有文明，欧洲的殖民主义者似乎成了这片黑色土地的第一批居民：
“这处海岸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好像仍处于形成时期，面目单调阴沉。那片莽莽丛林，浓绿得几乎有点发黑，丛林边沿镶饰着一条白色浪花，笔直得像是用尺画出来的直线，沿着湛蓝的大海，伸向很远很远的天际。金光粼粼的大海由于一层缓缓浮动的薄雾，变得迷蒙不清了。天上烈日炎炎，大地被蒸晒得亮闪闪的，沾满了水汽。在白花花的浪涛间，不时能看到一簇簇灰白色的斑点，上面兴许还有一面旗子在飘拂——是建立了几百年之久的定居点，在人迹罕至的辽阔区域中，看上去还没有针尖大。我们的船隆隆地向前行驶，靠岸，下了些士兵，又继续行驶，让一些海关职员上岸，到看来像是被上帝遗弃了的荒野上去征税。”
经过了漫长的航行之后，马洛终于踏上了黑色非洲的土地：
“路上的经历没什么可多讲的，这里是路，那里是路，到处都是路；被人踏成的条条路径，形成了一个道路网，布满了这空旷的大地，穿过茂盛的草地，穿过烧焦的草地，穿过丛林，翻过冷森森的峡谷，越过灼热的石山；一片荒凉，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棚子。”
此后，马洛来到了刚果河，继而从贸易总站出发，逆流而上，向库尔茨的贸易站进发：
“沿河而上就好像是回到最原始的世界去作一次旅行，大地上万木争荣，参天大树俨然世间君王。河面上一片空荡，万籁俱寂，森林密密丛丛。空气是那样温热、浓浊、沉重、呆滞。明丽的阳光下没有一点欢乐的气息，绵延伸展的河道，在这荒无人迹的地方向前奔流，流进遥远的浓荫覆盖的朦胧之中。河马和鳄鱼并排地躺在沙岸上，沐浴着阳光。越来越宽的河水穿流过一群林木丛生的小岛：在这条河上航行，你一定会像在沙漠中一样迷失方向，整天在浅滩中东冲西撞，找不到航道，最后你觉得自己好像着了鬼魅，永远与你过去所熟悉的一切隔绝——来到了某个地方——非常遥远的地方——也许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们往里越走越深，进入了黑暗的心脏。那里安静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