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马尔罗的创作，与英国作家如出一辙。他在２０年代曾到东方的柬埔寨、越南和中国探险和活动，与越南、中国的革命者有过一些接触。回国后，他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创作了三部以亚洲为背景的小说《征服者》（１９２８年）、《王家大道》（１９３０年）、《人的状况》（１９３３年）。其中《征服者》以１９２５年爆发的省港大罢工为背景，刻画了革命营垒中的几个人物。作者虽然同情革命，但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使他仍然把瑞士人加林和俄国人鲍罗廷置于叙事中心，而把工人领袖、年轻的中国人洪某写成一个恐怖主义者。《人类的命运》（１９３３年）以１９２７年的上海为背景，处于主导地位的仍是欧洲人吉奥，中国人陈某仍是一个恐怖主义者，充满与生俱来的东方宿命感。很显然，这是从西方意识形态角度所叙述的东方他者。
法国对非洲的殖民统治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到了２０世纪中期，非洲各国先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法兰西的非洲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在２０世纪的法国文坛，一种挥之不去的阿尔及利亚情结不断地重现在纪德、加缪、罗伯－格里耶、图尼埃的小说之中。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加缪以阿尔及利亚为素材的作品对西方的殖民困境作了“都市化的改头换面”，从而使西方殖民行为的悲剧严肃性获得了最后的大披露，表现了一种“姗姗来迟的、有些方面已丧失作用的殖民感觉”。１９４２年，加缪完成了《局外人》（１９４２年）的写作。在小说中，正是阿拉伯人的寻衅滋事造成了主人公莫尔索的毁灭。在短篇《叛教者》
中，主人公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却被崇拜强权和邪恶偶像的野蛮人割掉了舌头。
加缪的帝国叙事，代表了一部分西方人对东方崛起的恐惧，对于欧洲帝国的倾覆，对于有色人种的崛起，加缪传导了一种世界末日式的看法，认为东方的突然爆发会“毁灭”世界。在未竟小说《第一个人》中，加缪不无忧虑地写道：“明天，六亿黄种人，几十亿的黄种人，黑种人，古铜色人，将涌现在欧洲的海岬。”在当代帝国主义的文化格局中，东方要么会给西方带来威胁（诸如黄祸论、蒙古游民、棕色危险），要么是为西方所控制（绥靖、研究和开发，可能时直接占领）。
在２０世纪中、后期，糟蹋他者文明的喧嚣在西方小说中仍然不绝于耳。英国作家戈尔丁的小说《蝇之王》（１９５５年）杜撰了一个橘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地域神话：在未来的原子战争中，一群英国儿童流落到一个荒岛上，由于脱离了文明社会的理性约束，竟然变成了残杀同类的野蛮人。在美国作家品钦的短篇小说《维也纳的生与死》（１９６１年）中，主人公克林斯·西格尔是一个驻华盛顿的低级的英国外交官，一天，他应邀出席一个宴会。在聚会中，他几次发现那个来自安大略、属于欧吉布韦部落的古怪的印第安猎人欧文·卢恩流露出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杀人、吃人的冲动。最后，这个聚会像品钦笔下所有的聚会一样，终于逐渐走向嘈杂和混乱。小说结束时，欧文·卢恩开始枪杀来参加宴会的人，然后再把他们吃掉。品钦笔下受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支配的王国，无疑是作者对处于白色王国边缘的印第安他者的重新书写。
这种对于有色人种的非人化（妖魔化）指涉，弥散在西方的精英文化之中，泛滥于西方的媒体和公众的头脑之中。世界性的畅销作品为了每一点空泛的轰动效应而尽力利用异国政治和国际恐怖主义，“狡诈的中国人、半裸的印度人”被描述成为觊觎西方的秃鹰，“阿拉伯人被构想为骑在骆驼上、专门制造恐怖、长着鹰钩鼻的荒淫无耻的好色之徒”。
在随心所欲地丑化东方他者的同时，当代西方知识精英还致力于重构白色神话，让传统西方小说中那些在东方世界从事冒险活动的征服者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的救世主、人类的精神英雄和新世纪的自由骑士。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３日，英国保守党领袖贝尔福在英国众议院发表主题为“我们在埃及所面临的急迫问题”的演说，大肆诋毁东方文明，将之视为专制、野蛮、落后的同义词，认为东方的落后证明了以知识和权力为前导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合理性，正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努力工作将埃及从社会和经济堕落的深渊里拯救了出来，现在它已经站立在东方民族之林，我相信，无论是经济上还是道德上，它的繁荣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弥天大谎，一度激动着劳伦斯、格林、加缪、海勒、沃克等具有强烈自恋倾向的西方小说作家们的创作。
早在１９２６年，ＴＥ劳伦斯就在《七根智慧之柱》中宣扬了这样的神话：有色人种要追求民族的独立，那么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欧洲白种男性是关键的因素。英国小说家格林曾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从事外交工作，足迹遍布非洲、亚洲和拉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创作了一批以国际政治为题材的小说。其《沉静的美国人》（１９５５年）写的是抗法战争期间的越南，其时老殖民主义者法国面临彻底失败，派尔作为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的一个“帝国技师”，企图纠集一伙土匪建立“第三种势力”，通过恐怖活动对越南进行外科手术。小说居然对这个杀人如麻的恐怖分子大唱赞歌，认为派尔是一心抱着扞卫民主和西方的责任，要拯救整个世界才来到越南的，不愧为一个为自由而战的“沉静的美国人”。
加缪的《第一个人》聚焦北非的移民，认为移民是北非现代文明的创造者，把法国一个多世纪的非洲殖民描写成为一次次史诗般的历史进军。在作者笔下，正是一代一代的南欧移民使北非由不毛之地变成了沙漠绿洲，从而促进了阿尔及利亚的繁荣。
为此，加缪对失去阿尔及利亚不胜伤感。他写道：“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又一批的人来这里耕种……这些人生儿育女，然后死去，他们的儿辈也是如此。子子孙孙在父辈们生活过的土地上生活着，没有过往历史，没有伦理道德，没有前车之鉴，没有宗教信仰，因在光明之中生活而幸福，因面临黑暗与死亡而焦虑。
来自天南海北的几代人，消失在预示着薄暮黄昏的美好天空下，未曾留下一丝痕迹，与世隔绝，永远地被人遗忘。”
美国作家沃克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着《战争风云》（１９７１年）及其续集《战争与回忆》（１９７９年），以美国海军高级军官帕格·亨利一家的经历为线索，对遭受法西斯蹂躏的国家和民族的卫国战争三缄其口，却用大部分篇幅描写了美国主导的“租借法案”的出笼和气势磅礴的诺曼底登陆，以及珍珠港、新加坡、中途岛、莱特湾等太平洋海战，把美国军人打扮成为拯救了自由欧洲和５亿亚洲人的英雄。
在海勒的《第２２条军规》（１９６２年）中，米洛这个小小的美国空军中队伙食管理员，凭着手中握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奇缺的物质和巨额财富，征服了东方和西方，成为巴勒莫、卡里尼、蒙奥利、巴格里亚、特尔米尼、切法卢、米斯特雷他和尼科西来的市长，以及马耳他的副总督、奥兰的王储、巴格达的哈里发、大马士革的教长和阿拉伯的酋长，所到之处无一不受到凯旋般的欢迎。当他到达巴勒莫、坐着敞篷汽车疾驰而过时，城郊已挤满了欢呼的人群。汽车进城后，欢呼声四下雷动。学校里的男女学生都放了假，排列在人行道两旁，手里挥动着小旗子。街道当中高悬着米洛肖像和欢迎横幅，所过之处，总有人给挤倒踩死。在非洲丛林深处，各地可见他的巨大雕像，他被那些落后地区的人们奉为能呼风唤雨、主宰五谷丰登的神灵。这个以掠夺利润为最高目标的美国大亨，形象地诠释了当代西方文化帝国的本质。
由此可见，到了２０世纪后期，传统的白色神话已经悄悄地完成了一种范式的转变，即由欧洲中心主义转化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格局以美国的权力结构为基础，伴随着全球化的喧嚣把它的影响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此，全球化取代了现代化，创造了新的政治经济权力中心和帝国公司，重构了新的经济剥削和政治边缘形式。所以，不管由全球化带来的诸如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有多少种版本，但它主要是对东方世界产生冲击的一个隐匿着美国全球统治的霸权主义现象。
为了重建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西方的文化权威们正在着书立说，鼓动西方全力对付整个非西方世界。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１９９３年）中写道：“不同文明的人们之间的互动作用提高了人们的文明意识，这一意识反过来又强化了正在扩展或有可能深深地延伸到历史上的各种分歧和仇恨。”他还认为冷战的两极对立模式已经为他所说的后冷战时期的文明冲突所取代，并侈谈伊斯兰教与儒家文明的结盟，断言“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为此，他鼓吹欧美一体的“大西洋主义”，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的是“神通广大的西方与外边那些嗥叫不休、思想闭塞、缩头缩脑的家伙之间的新斗争”。另一位西方学者保罗·约翰逊说得更为直露，他于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８日在《纽约时代杂志》发表题为《殖民主义卷土重来——压根儿不为时过早》的文章，认为“文明的国家”应该担负起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重新殖民的责任，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失去了文明生活的最基本条件，而实现这一点的途径是对其进行强制托管。
亨廷顿等美国学者们的强权文明观说明，当代帝国主义是一种霸权帝国主义，最大限度地实施着一种比以前更高水平的合理化暴力——不仅通过火和剑，而且通过企图去控制心和脑，其内容可以定义为军队——工业联合企业和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文化的联合行动。这种对第三世界人民和地区的独立自主不屑一顾的新帝国主义架势表明，西方正在把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叙事带进２１世纪，一种新的欧美民族主义正在迅猛壮大，它的政治行为越来越宣示着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霸权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内蕴双重乃至多重标准的美国人权大棒。阿萨德·拉蒂夫认为：“人权成了美国部分看法的一件便利武器，当他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喜欢某些制度时，他们就拿起这种武器去攻击它们……人权实际上是占主要地位的国家努力在压制上升的新强国，他们禁止这些上升国家走进繁荣的市场，除非这些上升的强国同意遵守外部批准的人权标准。”
今天，全世界的许多知识、历史和派别都在寻找一个开放性的协商空间。叙事必须来自世界各地，这样一来，多民族聚居空间就可能不会僵化为都市中心空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所以，德里克号召“创造一种新的全球文化，这种文化必须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过去的……只有创造一种既普遍又特殊的新文化，才能克服文化主义霸权”。由此可见，要彻底颠覆西方文化帝国，重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化，有待于第三世界自强于民族之林，有待于东方文明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