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的湘潭医学院由于受****的影响，师资力量不足，于是从民间聘请了一批老师，他们有的出自中医世家，有的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多年军医。这些老师与理论深厚的“学院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我们这些心高气盛的年轻人来说，自然对他们充满了怀疑，因为在我们看来，仅仅凭经验和资历是不能在医学这块科学园地立足的。
大四开始，我们就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学校周边的田边地头，为附近的老乡义务看病，同时也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有一天，我们来到了学校距东南八公里远的一个小村庄，大家都走得浑身大汗，便敲响路边的一个家门讨水喝。开门的是一个老头，他默不作声的看我们喝完水，打量着我们身上背的红十字药箱，黯然地问：“你们是医生吧？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的儿子还有没有救？”
我们跟着他走进里屋，只见床上躺着一位干瘦的病人，却头大如斗，与身体极不相称。他肤色蜡黄浮肿，身上发着一种说不清的腥味，仔细一看，竟然在脖子上用一根手指粗细的红绳子系着，以至于喘气发出困难的“呼呼”声，看上去好象刚从上吊的粱上救下来似的。
老人叹了口气，说：三年前，儿子独自去到村后龙头山打柴，回来时见天色转阴，怕有大雨，便抄了山谷的近路。山谷有一处地方称为“蚂蝗”沟，蚂蝗数不胜数，平时村里人都不敢靠近。儿子回到家中，妻子赫然发现他血流满背，脱了衣服一看，身上已经被蚂蝗钻了几个孔，血流不止。村上的老中医当即为他止了血，但是钻进身体里的蚂蝗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取出来，为了防止它们随着血液流动钻进大脑，只好在脖子上绑着一根绳子，将它们隔离在身体下部。三年来，儿子被身体里的蚂蝗吸血茹精，由一个精壮的小伙子变成一个病夫，眼看就奄奄一息，连媳妇都离开了他们。
那天带我们的老师姓潘，据说其父解放前是国民党高官的医生，他们一家解放后被斗得很惨，****后才给平的反，在学校没有什么地位，连一个讲师职称都没评上。
潘老师听完老人的话，冷冷地说：“蚂蝗嗜血，遇血则有寻源的本能，就是拽断其身体也不会松口。蚂蝗一旦入人体，须在第一时间用尿液或盐水灌伤口，逼其倒退，错过了这个时机就束手无策。山蚂蝗比水蚂蝗（水蛭）体小更灵活，生存能力更强，只要有血便能生存，而且它是雌雄同体，能够自体繁殖。”
潘老师说完，大家脸色都随之一变。因为我们都知道，血管内的寄生虫是最难治的，一来不能用有毒素的药，否则对病人副作用很大，甚至可能致命；二来没有排泄通道，就算把它们弄死了，也没有办法取出来，这跟消化道的寄生虫不一样。
潘老师巴答巴答地抽着烟，不知在想什么，最后，他拧灭了烟头：“先去村卫生站吊三天生理盐水，最大剂量。三天后我们再来。”
三天过后，我们一行回到老人的屋里。只见病人不知是打吊针还是肾功能受损的缘故，浮肿得更加厉害，身上象是被充了气，发出一种不健康的光泽。
潘老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个木桶，打开盖子，原来里面装的是农家杀猪时留下的猪血，还冒着热气。潘老师挽起病人的一只袖子，命令道：“把整个胳膊伸进去。”病人无力地伸出细细的胳膊，整只浸泡在猪血里。潘老师就搬出凳子坐在一边，掏出香烟点上火，半眯着眼睛抽着，一屋子都是刺鼻的烟草味道。
一会儿，病人开始呻吟：“痛，手上好痛，象是有刀子在割。”
“坚持住，不要动。”潘老师不动声色地说。
病人脑袋上掉下大滴大滴的汗水。
约莫三十分钟后，潘老师抬起头，睁开眼睛吩咐我们：“准备好胶布、止血药、消毒药和云南白药。”
说着，他站起来，伸手解开病人脖子上的绳子，拿它紧紧绑在病人伸出的胳膊上，然后对他说：“把手抬起来吧！”我们都知道，他这是外科中标准的止血动作，用于动脉破裂。
病人举起手臂，灯光下我们看到，这手臂上不知被什么东西钻出了一个个密密麻麻的孔洞，象一个蜂窝煤一样。我们七手八脚地围上去，熟练地把伤口处理好，最后用绷带包扎起来。
潘老师把木桶提起来，走到门外，一把将猪血倒了出去，只见血红刺目的地上，一条条细长的蚂蝗在弯曲挣扎着，口中吐着红色的泡沫。我们凑上去数了一下，竟然多达一百一十三条。
后来，潘老师向我们解释：“其实道理很简单。先用生理盐水把血液稀释、冲淡，使蚂蝗对病人的血产生厌恶感。然后，在外面用新鲜猪血诱之，两相比较，蚂蝗定然更喜外面的猪血，因而蜂拥而出。”
这个病例成了我大学其间印象最深的一段实习经历，甚至于超过了第一次见尸体和第一次见女性隐密部位的震撼感。
一直到我毕业那年，潘老师也没评上正式职称。不过听说后来中医重新走红，他自己在外面开了一家诊所，生意非常好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