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陈老总的话，康克清很感动，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总理啊总理，你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我永世难忘。”朱老总慢慢地一句一字地诉说着他的心声：
“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的牺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清楚的。”这后几句话他怕陈毅未听清，又重复了一遍。
朱德同周恩来最后一次相见是1975年7月11日。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作“八段锦”运动。他的卫士高振普回忆道：
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接着说：
“现在是4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5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5点半可以离开，6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来一趟。”
周总理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总理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总理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总理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总理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我说：“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
5时50分，朱老总到了，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总理起身迎向老总，两人同时伸出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总理：“你好吗？”总理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朱老总已89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总理关心地问老总：“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
老总说：“这个可以。”总理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开始了两位老战友的谈话。
6时15分，谈话结束了，总理送老总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老总上了车，总理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几十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最后相见！
1976年元旦，朱德也在住院，刚好一点，他就出了院。他在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告诉他总理病重的消息。1月8日，总理逝世时，怕他悲伤过度，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那天下午，他还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康克清先慢慢地对他说：
“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
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竟不肯相信。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可他的心情还是显得十分沉重。
到了晚上8点，他终于得知总理已经逝世的消息。他先是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老人家才肯定这是真的了。他坐在那里沉默不语，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在那么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女儿看见他流泪还是第一次。
当他听到总理临终遗言中说：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朱德喃喃说道：
“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木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去世后的骨灰是撒在大海里，而总理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和江河里，这也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真正的彻底革命家。”
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家人：“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
女儿点了点头。
“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朱德就开始讲起总理革命的一生。
声音是那样深沉，又是那样悲切，言语中饱含着他对亲密战友的思念。人们怕朱德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多说，但他还是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
他自己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了。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同志特地来看望朱德。考虑他年高身体又不好，劝他不要外出活动，注意节哀。并建议他只参加一次总理的吊唁仪式。可是，他说什么也要参加全部吊唁活动。
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在女儿的陪同下，冒着刺骨的寒风赶到了医院。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双眼直盯盯地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在这位九十高龄的元帅刚毅的脸上，流下了热泪。他缓缓地走近周恩来的遗体，专注地望着共事五十多年的老战友，似乎有话要对他说，可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他努力站得笔直，异常庄重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千言万语都化在这崇高的敬礼之中。
从此以后，朱德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经常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那里，时不时地念叨总理的名字。
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了。秘书见朱德悲痛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去不去参加？”
“去，当然去！”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的朱德，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作了肯定回答。
可是，就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因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这使朱德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
猛然，朱德像想起什么，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朱德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并向邓颖超表示深切的慰问。
电视机打开了，朱德怀着对老战友恩来的巨大哀思，随着那撕心裂肺的哀乐，用闪着泪花的双眼，送走了那系着黑纱的灵车……
最珍贵的遗产
1976年6月21日，朱老总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不知何故，会见时间推迟了，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未通知朱老总，他在人大会堂长久地等候。外边天热，室内空调温度过低。朱老总九十高龄，在室内外温差悬殊的房子里呆久了，着了凉，引起咳嗽，伴有低烧，吃了点止咳消炎药，症状不见减轻。25日那天，康克清回家比较晚，他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发现痰里带血。经北京医院医生会诊后，他们建议住院治疗。朱老总想到第二天还有会见外宾的任务，说：“不要紧嘛，等明天会见外宾后再住院也不晚。”
已经连续几天感到不适的朱德，还是硬撑着起来，让秘书念念文件，为次日接见外国使者做准备。
医生不放心，给他搭脉，听心脏。从医生脸上的表情，也可以知道情况不好。经过几个专家会诊，决定要朱德立即住院治疗。朱德听着医生们的劝告，脸上没有吃惊的样子，所有的医生都讲完了，他才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要紧的。”
医生们着急了，都劝他：“委员长，你毕竟年岁已高，就是一声咳嗽，一次感冒都会危及生命的！还是住院吧。”
“你们放心。”朱德还是那样从容而执拗，“等我接见了外交使节，做完工作以后，就来住院，这总可以了吧？”
医生们无可奈何，也为他老人家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只好勉强同意。不料，第二天，即6月26日，朱德已感全身无力，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医生们的脸上罩上了一层乌云。
那天，康克清照常上班，朱老总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她说：“朱老总的病，医生看过，建议马上住院。”康克清问住哪个医院？顾英奇大夫说：“还是住北京医院吧！”
康克清说：“那就拜托医生啦。”
当时天气很热，朱德住在四楼，病情严重。这样，康克清就紧张起来，朱德的病怎么会一下变得这么严重？她说什么也不相信，他各方面看来都还比较正常。天气热得难受，没有空调，把房门、窗户都打开也不行，里外一样热。康克清想为他争取调整一下房子，老总坚决不同意。他说：“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院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由于病情加重，朱老总表现出烦躁不安，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热，更使他感到难受。电扇也不解决问题，更不敢直接对着他吹。康克清找医生了解病情，他们说是“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接着，组织会诊。
早饭后来了一屋子的人，会诊之后，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案，众说不一。后来决定用卡达霉素，据说这种药用多了对肾脏有损伤，会尿路不通。果然，打针以后，排尿越来越少，输进药液1000CC至2000CC，排尿只有100CC。肾脏出现问题，有尿中毒的危险，康克清请求换药。这时，在老总身体四周都放了冰块。院方和医务人员也想尽办法，竭力抢救。
当时为朱老总专门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同江青的关系比较密切。她在三楼住，虽然每天都要来看朱德一次，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康克清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康克清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朱德躺在病床上，仍想抬起头来，向医生提出，他还要按约定时间去接见外宾，可是他的头颈无力，说话也不利落，医生们只好坚决阻止他：“委员长，你不能再活动了，一切要服从治疗！”
朱德没有办法，可眼睛还是不时扫一下房门，希望有人会来接他去会见外宾。可是门口出现的是秘书。秘书俯在他耳边，小声告诉他：外事部门已有了妥善安排，你就安心养病吧。
朱德这才翻过身去，闭上眼睛休息。
7月初，朱老总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李先念来到医院看他。
这时，他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他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生产建设。当时，他闭着眼睛，听说李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他轻声慢语地说：
“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他说得很慢，康克清和李先念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的这些话显然都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后面的话。
后来，再有人来看他，他都要睁眼看看，但是已不能说话，很快就神志不清了。
7月2日，朱德的病情加重，几乎连说话也困难了。这天，他的刚刚毕业的孙女赶来看他。朱德见心爱的孙女来了，精神似乎好多了。他用目光示意孙女坐到他身边，孙女顺从地坐过来了，他的脸上顿时出现一丝光彩，他努力显得轻松些，甚至还准备说句笑话：“我们的大学生来了……”刚说了第二句“要做……无产阶级”，他再也没有力气把话说完。他显然要嘱咐孙女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朱德一生中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留给子孙后代的最宝贵的遗训。
7月4日，朱德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行了，将不久于人世。他用尽全身仅有的一点气力，清楚地喊了一声女儿的名字：“朱敏。”两眼露出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她，口微微张了几张，似乎有话要说。见此情景，朱敏立刻俯下身去，凑近父亲的耳畔，安慰他老人家说：“爹爹，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永远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到底’。你放心好了。”听到这些话，朱德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朱老总从住院到去世，只有10天。那是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享年90岁。
本来朱德住处的卫生间设备简陋，地方狭小，洗澡盆又高又笨，进出很不方便。朱德年纪又大，又高又滑的浴盆很容易发生意外。为了他老人家的安全，管理部门几次建议把浴盆改低一点，再装一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理由就是：“国家用钱的地方多得很，我这里已经很好了。再翻修改装，又要浪费钱财。”这次朱德住院后，工作人员趁机把浴盆改装好，他们等待着老人回来批评，那也心甘情愿！老人能安全一点，舒适一点，比什么都强。可是，他们再也没有等到老人家回来……
那一段时间，康克清沉浸在无边的悲痛之中。但是，很快她就从悲痛之中解脱出来。她想到老总的为人，想到他对她的希望，特别是他生前“革命到底”的遗言，她必须继承他的遗志，更加坚强、勇敢地担起未来的担子。对老总的最好怀念，不是悲痛和泪水，也不只是几句誓言，而是坚定不移地以实际行动，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先辈们的理想早一天实现。
朱德一生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为党工作，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生前，他曾多次对自己的子女说，人总是要死的，不能永远活着。我是无产阶级，我死后你们没什么可继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公家的。我所用的东西，都要上交给国家。我最珍贵的，就是屋里挂的那张毛主席像，你们可以继承。我的那些藏书，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朱德晚年病重的时候，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我有两万元的存款，这笔钱不要分给孩子们，不要动用。告诉康克清，把它交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
朱德病逝之后，他的战友，妻子康克清按照他的遗嘱，把这笔存款如数交给了党组织，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现在，朱老总省吃俭用20多年积蓄下来的那张20000元存款单，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里。
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的毛泽东，静卧在病榻上。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泽东听完华国锋的报告，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他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
朱德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人们聚集在十里长街，含着热泪，目送着灵车西去。
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为：
“20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中国红军之父”；“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无私地忠于职责的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