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的女儿小杨分配在空军报社工作，杨成武让空军政委余立金顺便关照一下。余立金就让自己的秘书去照顾她，为她提供一些方便。该秘书的妻子对丈夫和小杨的关系产生一些猜疑。叶群听到此事后却极感兴趣，命令空军党办副科长何汝珍回去找秘书之妻，让她将说过的话写成文字交给支部。
秘书之妻觉察到此中有什么问题，向何汝珍表示，她不再告状了，也不写文字材料。叶群却不善罢甘休。她下令吴法宪将那位女的抓起来，关到一个山沟的某战备工事，逼迫她就范。但这位女性始终没有屈服。吴法宪见压服女的不行；又将余立金秘书逮捕，强迫他交代与小杨有不正当关系。
1968年3月22日夜，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23日凌晨1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秘书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秘书的声音：
“余政委休息了吗？”
“休息了！”
“请他起来一下，吴司令刚刚从林副主席那开会回来，有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余政委商量。”
“好吧。”余立金的秘书答应着，急忙穿好衣服，跑上楼去请余立金。
余立金昨晚忙到12点钟才上床休息，秘书上楼的时候他刚刚睡熟。秘书不愿此刻叫醒政委，但因有重要事情，不叫不行。
余立金被叫了起来，披着睡衣问：“什么事？”
“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急事商量。”秘书回答。
“会不会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表？”
“不像。他是说有急事商量。毛主席有最高指示，传达就是了，不会商量。”
“也是。”两人走下楼梯。秘书问：“首长，还要不要叫上警卫员？”
“不要了，这么近。”余立金说着，走出楼梯口。
余立金住处离吴法宪的房子只有50米左右，都是首长住宅区内，门口有岗哨，安全绝对不会出问题。秘书想到这些，也就没有叫醒正在梦乡中的余立金的警卫员。
初春的夜，寒冷而寂静。余立金推开后门走出了自家的院子。门在余立金身后发出“吱吱”的响声，在寒夜显得格外刺耳。秘书说：“明天跟他们讲一讲，把门修一下。”
寒风打在余立金脸上，冷冰冰的，余立金感觉有些冷。
走近吴家大院，但见吴家院门敞开着，两层小楼上的客厅里亮着灯，光线透过厚厚的窗帘，昏暗，隐约可见。
快到吴家屋门口时，黑暗中猛然窜出四个汉子，为首的一个问：“是余政委吗？”
余立金松了一口气，回答：“是！”余的回音刚落，这四个人呼啦一下子扑过来，两个人扭住了余立金的胳膊，“咔嚓”一声给余立金铐上了手铐。余立金挥动被铐住的手，吼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进屋去说！”几个人用枪顶着余立金的后背，推搡着把余立金带进了吴法宪的客厅。余立金一见坐在沙发上的吴法宪，满腔怒火喷发出来：“你们这是搞政变！凭什么铐我？”矮胖的吴法宪从沙发上弹起来，轻蔑地说：“铐你！铐你是好的！你是个大叛徒，大特务！不铐你铐谁？”
“我是空军的政委！你们要干什么！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们！向毛主席控告你们！”
“嘿嘿！”吴法宪干笑了几声，“你还是空军政委？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从现在开始，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在被关起来之后，余立金也回想过多次，觉得自己并没得罪过吴法宪呀。自己是刘亚楼推荐来的，到空军后也从未介入过派性斗争。
要说得罪，恐怕就是那件事：还是为叶群不是假党员作证的事。叶群找到空军学院的一位干部给她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她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材料吴法宪要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往上报。余立金说：我们照转上去就行了，不必用空军党委的名义，60年代的党委怎么能证明30年代的一个党员入没入党呢？拖了好长时间，余立金才在材料上签了个名，转了上去。
在余立金被捕前，他的那个秘书被吴法宪抓起来了，罪名是“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为抓秘书的事，余立金和吴法宪有过很大分歧。余立金怎么也没有想到为了这两件与他并无直接关系的事，竟遭受这样大的政治迫害。
那天晚上，余立金被叫起来时，夫人陆力行也醒了。她听见秘书说吴司令找，有急事。陆力行没想更多，因为余立金半夜被叫走是常有的事。不过半小时，公务员小谷来叫门，说：“陆处长，你起来一下，有人找你。”
陆力行披衣出来，问：“什么事？”
“你被捕了。”随公务员一起进来的身着陆军服的干部阴沉着脸说。
陆力行看到四周站着好几个带枪的人，她的心被刺了一下，心想老余肯定凶多吉少。她简单收拾了一包衣物和牙具，上来三个带枪的人，不由分说，架起她就下了楼。从院子的小门进了吴法宪家的院子，她被拥上一辆车，由一个警卫和一个干部把她夹在中间，车疾速开出空军大院。
这一关就是6年。从一个地方关到另一个地方，越关条件越差，最后送到了秦城监狱。
陆力行是1936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的，1938年从上海调到新四军，上海工运史和上海学运史以及上海党史上都有关于她的记载。一直到1955年，部队大批复员女兵，她才脱了军装，到南京师范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再以后到了江苏农林厅，余立金调到北京后她也随后到了农林部。
本来“杨余傅”事件中没有陆力行的事，但江青说话了：余立金的老婆是陆迅行的妹妹，也要抓起来。陆迅行解放初期曾在上海市公安局负责敌伪档案工作。虽然以后离开了公安系统，到上海纺织局搞监察工作，但对江青来说这是块心病，知道她熟悉30年代的档案，“文革”开始不久就把她抓了起来。但江青还是不放心，觉得陆迅行不会不告诉她妹妹。江青就是这种宁愿抓错也不要抓漏的人。那时抓人，不要证据，但要有理由。证据不好找，理由却好编。江青说余立金是叛徒，他老婆也不是好人。抓陆力行的理由还有一条是说她会说日本话，会说日本话那就是日本特务的别名了。
刚开始审问时，问她知不知道余立金叛变？
陆力行说：“他没有被捕过，怎么能是叛徒呢？”
事件发生时，余立金担任空军政治委员两年多。除了说他与杨成武“勾结”，要打倒吴法宪外，还有个罪名是“叛徒”。也许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运用最广泛的“罪名”，而且一用就灵。当时被扣上“叛徒”的几乎很难有人能从中解脱。说余立金叛变过，是说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整个部队被冲散，余立金和以后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及以后当了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一起突围出来，被敌俘虏。此事的立案，还是因为前面提到的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内部斗争。为了整余立金，吴法宪让党办的周宇驰和于新野等人成立专案组，先给余立金定了罪名，再四处找证据。几经努力，他们在江西劳改农场找到一个正在服刑的国民党战犯，对他说，如你能马上拿出一个过硬材料，我们就放了你。于是，这个战犯写了他在皖南事变中，亲眼看见新四军的几个大官被俘虏。在专案组的暗示下，他指出有余立金、钱俊瑞、李一氓等。后来复查时，战犯说了真话。说他当时是军需处长，皖南事变时他正在四川抓壮丁，根本就不在皖南，余立金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不管错不错，关起来再说。这就是当年的逻辑。
直到1974年7月30日晚上，余立金和陆力行才被放了出来。
开始没有地方住，先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人虽然放出来了，但还没有结论。空军这时已经有了政委，余立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第二政委的任命，同时兼任民航第一政委。
让人潸然泪下的一幕是：余立金去看刚刚回来的罗瑞卿，也是人出来了，身份仍不明朗，许多人怕登门，躲着走。余立金走过去，看见罗瑞卿拄着两根长短不齐的拐杖，由儿子扶着散步。他招呼着：“罗总长！”手还没握到一起，两人的泪都下来了。（见空军政治部编：《空军高级将领传》，蓝天出版社）
傅崇碧看到了他“不该看”的东西
傅崇碧被关的时间与杨成武和余立金差不多，因为他是卫戍区司令，本身就有保卫首都的义务，逮捕坏人的权力，由此“抓”他就手续繁琐一点，怕的是他调动部队动起枪来。所以他被关起来的时候，还以为是调动工作呢。
3月22日晚上，傅崇碧正在位于王府井南口的北京市革委会大楼里开会。
半夜，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公安部长、北京卫戍区政委谢富治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通知卫戍区团以上干部，23日2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
等傅崇碧一一通知，自己来到大会堂时，里面已经坐着许多人，气氛很严肃。他正在往里走，周恩来把他叫了过去。走到小会议室门口，周恩来站住脚，压低声音说：“崇碧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激动。”
傅崇碧更加感到情形严重，一定有什么事情已经发生。
当他走进小会议厅的时候，“中央文革”的大员们都已坐在沙发上，神态怡然自得，看得出，他们正在主宰着别人的命运，有闲心小声说着话。傅崇碧入座后，林彪像一阵风似的飘了进来，再也没有人说话。
林彪向着傅崇碧，也是向着全体与会者说话：
“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主要负责卫戍区，接替你的工作。”
还没等傅崇碧反应过来，林彪已站了起来，对“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说：
“走，我们去接见团以上干部。”周恩来对傅崇碧说：“你可以和沈阳来的陈锡联同志谈谈。”
会议厅里，只剩下傅崇碧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他们干坐着，没有话说。为了打破沉默，两人都拿起橘子，慢慢地剥着，剥得极慢，他们还从来没有这样过，两人相对无言。一个橘子没吃完，周恩来、谢富治回来了，说吃饭吧。
服务员送来了夜餐。傅崇碧哪里吃得下。周恩来还是叫他多吃一点。吃完了，周恩来说：“崇碧同志，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送你到沈阳去。”
“就这样走？”傅崇碧大惑不解，哪有这样上任的？他嚷了起来，“调动工作有这么调动的吗？又不是打仗，哪有这么急！”
周恩来没有接话，只是问：“你是不是回家取点东西？”
“不取！”傅崇碧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火了。以前他可从来不这样和总理说话。
周恩来说：“好，干巴利脆，写个信给家里。”
“不写！”
周恩来的秘书递过来纸笔，周恩来对傅崇碧说：“你还是写几个字告诉家里好。”
傅崇碧接过铅笔，想了想，在纸上写了几句话：
黎虹同志：
我的工作调动到东北军区，因走得急，不能回家，需要什么东西，到东北军区再给你去信。我的一切请你们放心好了。
傅崇碧
3月22日
秘书收起纸，周恩来把他送出小会议厅，与他重重地握了握手，嘱咐着：
“你身体不好，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工作有的是，不要着急。要经得起考验。”
周恩来又给陈锡联讲：“他的身体不好，到东北后要照顾好他。他什么东西都没带，需要的东西你给他解决。”
3月的凌晨，寒气袭人。傅崇碧走出人民大会堂，门口只有黑色的轿车，秘书、保卫干事都不在了。来了三个人把他夹在一辆车上，陈锡联的车在前面，一直开到了西郊机场。在休息室里，傅崇碧想抽烟，一摸兜里空空的，就让机场的团长拿来一条烟，烟拿来了，还端来了咖啡。刚喝了两口，电话机响了。有人问第一架飞机起飞了没有？回答说起飞了。傅崇碧不知道，这第一架飞机就是送的杨成武。电话里又问第二架起飞了没有？团长报告说已经发动。傅崇碧放下咖啡，起身说走吧。出去以后，陈锡联把自己的丝棉大衣披在傅崇碧身上。
傅崇碧越加感到这个调动不像真的。究竟是什么他还不清楚。
到了沈阳，傅崇碧一下飞机就有四五辆轿车在接他。一直拉到沈阳军区司令部大院，停在一座二层灰楼底下，被人簇拥着上了楼。有人对他说：“为了你的安全，请你不要下楼。”傅崇碧很快发现，门外有两道岗，屋门一道，楼下一道。
他明白自己不是调动，而是关押。可是为什么呢，他想不出道理。直到有一天，他听见窗外有人喊：“打倒杨余傅！”
“杨余傅是什么人？”他隐约觉得，这个“傅”字莫不是指自己？他的猜想很快被证实，听得见有人在喊：“打倒傅崇碧！”至于“杨”和“余”他也明白是谁了。
可是“打倒”也该有个“迹象”，有个“理由”啊，他摇头叹息起来。
然而在打倒者的眼里，“打倒傅崇碧”的理由太多了。譬如：
给关押在案的黄克诚买苹果吃；安排“大军阀”贺龙去住院；把要揪斗的陈再道藏在电梯里；把要批斗的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多位国务院部长以上的干部转移了，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