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市里捧回“武汉市第二届中篇小说奖”、“武汉文艺基金奖”的景泰蓝奖杯，我为这部获奖小说《大寒立碑》给报纸写了如下几句话：“我有一个喉咙，这就是我手中的笔，通过它来喊叫。这是一条倾诉的通道，也是留存着、呼唤着已逝生命印痕的一线若有若无的声音。对于那些给予父亲锦衣玉食的人，他们或以贪、或以勤的方式获得这些，在父死后已无必要写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对死者已经不具备任何意义了。而我们看着生命流水般地逝去后留下的遗憾和伤感，成全了生活中的缺陷者们惯于拿起的那支笔——喊叫，可是生命已经死去，人心永远不平。能够写下的不是脑满肠肥的歌颂，它也不想探讨生存的奥秘与本义。即使看透生命的人也会死去，那么留给一个作家儿子的只能是苍茫的感叹。最贫贱的也要生活下去，也会最顽强地生活。他的体验无法带走，留在关注他的人身上，或者化为大气浸润着我们——苦难使人类永生和成长。因此，我的这块‘碑’是向所有艰难活过和艰难活着的人致敬。”
我的父亲是江西余干县人，生于1923年古历8月13日。他是个大字不识的裁缝，说话结巴，因而性格孤僻沉默。他是躲壮丁从国民党队伍里逃出来的，至于怎样落脚到湖北公安，我就不得而知了。他本姓罗，因到陈家做女婿，所以生下的孩子必须跟母亲家姓陈，而我的母亲本姓张，小时因父母双亡，过继给陈家。现在算起来我究竟姓什么还是糊涂的，其实我应该姓罗。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老是受人欺负，在那个小镇的裁缝铺里，人们对这个说话不利索的外乡人基本上是排斥的，没有谁能听懂他的江西话，因此他也从来不与人交谈，总是独往独来。但在家里，我们都能听懂他的话（以至数年后我一个人去江西余干探亲，竟像回家一样完全能听懂他们的方言），因此他把他所有的感情都默默倾注在家里，以他的手艺来养活一大家人。
我们家相当贫穷，这样一个瘦弱的、患有高血压、胃病和痔疮的男人为一家七八口的衣食奔命，真是难为他了。在我出生时，我的上面已有了两个姐姐。据说我出生时家境尚可，父亲年纪在30多岁，手艺还能跟上时代。生了个儿子，不管是外祖母，母亲还是父亲，都对我宠爱有加。那时候，我们搬到一个离县城不远的小镇瓦池，在那段时间，我记得我经常坐在父亲的颈脖上，跟父母一同去县城看戏。不过这种好日子并不多。1969年，我们全家下放，进入了最困难的年月。我父亲是个不懂农活的瘦丁丁的手艺人，为了能挣到工分，他只有不停地做衣以跟乡下人换工。当时每家下放户可留一个城镇户口，父亲自然把这个好事留给了我。又因为家中缺少劳动力，没钱读书，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让我小姐辍学了，而让我继续读书。有时因入不敷出，要我也下学去队里放牛。但他让我小姐的下学很快闹了一场风波，学校到我们家来给父母做工作，批评他们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硬是逼着他们把小姐送回了学校。但是父亲负担不起，我们家顿顿都是半干半稀的饭这日子怎么打发？为了在这块异乡的土地上活下去，我父亲跟一个牵种猪串乡的孤老头子学了一门叫花子手艺，捉乌龟。捉乌龟晚上叫“踩”，就是拿着电筒在湖野的田界上，踩到一个硬东西，那就是乌龟。乌龟在稻谷成熟的季节，会爬到田埂上来吃下垂的谷穗。父亲一个人在半夜的湖区真如孤魂野鬼。白天呢，白天捉龟比之夜晚更辛苦，我在暑假的时候跟着父亲到乡下去捉过乌龟，捉龟就得下水，不管多脏多烫的老塘，他也要跳下去，踩着污泥沿塘边拨开一丛丛柞剌棵，找到洞不管它是龟洞还是蛇洞，就要将长钩伸进去，钩到硬的就是龟，然后沉入水中将手伸进去捉。龟蛇往往同洞而居，我父亲有时候会摸到蛇，摸到很大很毒的蛇，很奇怪的蛇。他从水里爬起来，身上被划出许许多多的口子，也会碰到其它的毒虫和蚂蝗，会长疮，会得血吸虫病。我的记忆中父亲就治过两次血吸虫。但奇怪的是，父亲一次也没被毒蛇咬过，这只能说是上天可怜了他，保佑了他。十天半月，捉到七八十斤后，我就跟父亲挑着到县城去卖（有时也到沙市去卖）。鸡叫头遍我们就起床，父子俩换着肩挑一担龟篓，走十八里路才能到县城。到了县城，天亮了，我们在街头找一个宽敞的地方，父亲用石头敲开龟壳，用刀挖出龟肉来，纯龟肉五毛钱一斤。父亲挖，我掌秤收钱。龟肉卖完了，我们就吃上几个烧饼，等着龟壳晒干。晒到下午，把龟壳收起卖给收购门市部，父子俩又挑着空龟篓从县城走回去。
我18岁即离开了家去走自己的生活道路。后来招工到我们县相当差的一个集体所有制单位水运公司，能拿到工资了，却攒不到一分钱，不能为父尽孝，还要父亲倒贴。1981年我准备结婚，却无钱买木料做家俱，只好求助于父亲。那时父亲回小镇后重操旧业，因右手在农村轧断过，虽保全了指头，但变得僵硬了，做衣已经很困难，但孩子们没有渡上岸，他还得干。父亲在一天给乡下人做上工（上门做工）的时候，中午步行了十多里路，到我的单位来交给了我200元钱，说是让我买木料的，交给我他就走了，没喘口气，没喝口水。看着他远走的身影我真是百感交集，觉得这辈子欠他的太多了。
后来他的单位垮掉了，他一分钱的退休金都拿不到，先是在县城街头摆一个缝纫摊，夏天太阳烤，冬天北风欺，生意并不好，加上人老了，眼花了，伤指僵硬了，做的服装总有人扯皮。我们就劝他不干了。但他们要吃饭，我们也不能完全养他们，便只好跟我母亲一起在路边摆个小摊，卖些零食与玩具以度日。我到武大读书后，虽然能拿点稿费，但手头也不宽裕，回家去给他个二十、三十块的，不过是聊表心意，杯水车薪。好歹在武汉有了个单位，看到许多家在乡下的朋友把自己父母接到武汉游山逛水，安度晚年，心想等自己安顿好了，把家眷弄来了，有了房子，就把父亲和母亲接到武汉好生让他们享受一下，以尽尽儿子的孝心。但是我还没安顿好，1988年10月13日我父亲高血压发作中风，因为我们完全不懂得这是中风，以为他仅仅是摔了一跤，第二天当他已经半身不遂了，才送到中医院。但数日后仍不见好转。这时我收到《长江文艺》在襄樊开笔会的通知。为了自己可笑的“事业”，我不得不去了襄樊修改我的一部中篇《雷殛——六个农民的墓志铭》，改完后的那天，10月24日，家里打电话到襄樊，告诉我父亲去世了。那天晚上因为无车，我在襄樊一夜不能入眠，想着父亲这累死累活的一生，想着他就这么死在了异乡的土地。第二天一早就乘上了去沙市的车。回去，握着父亲早已冰凉的、瘦成一把骨头的手，忍不住伤心恸哭起来。我知道一切都晚了，再也不能向父亲行孝了，他永远地去了。父亲的一生，是为肚子奔忙的一生，是抚养子女的一生。在江西，他还有一个老父亲，他也是儿子，他也没能尽孝。他曾回去过一趟，是多年以前。在他去世前三年，他的老父也就是我们的祖父死了，他只是得到了消息，却不能去老家磕个头，烧炷香。但他确实还想回老家一趟，叶落归根。这个想法我们都不知道，只有我妹妹知道。他把我们孝敬的钱交给我妹妹存着了，已存了两百多块。但是，还没有等他成行，死神就召唤他早早地走了。
我欠着我父亲的，我没接他不武汉玩过一次，更未陪他回江西一趟，因为我当时也在为生活奔忙，而忘了这重大的事情。深深的遗憾已有8年了。每年的正月初一我都要去父亲的坟上祭拜，雷打不动。我想如今我能做的只有这些。这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把他所有的性格都遗传给了我，特别是他那在困苦环境中不向命运屈服，默默承受的心。今年春节我在他坟上烧了我的三本小说集，包括《大寒立碑》。父亲不识字，我只是告诉他，我写了这几本书，其中就有一篇是饱蘸感情写他的文字。这篇小说得到了许多文学前辈和朋友的赞誉。我想，这篇小说不是因为我的才华，而是因为我的感情，因为我深深爱着我的父亲，我的无言的江西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