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两翼一边是生活，一边是技巧。
生活包括书上的生活、听来的生活（别人的生活）和自己所经历的生活；技巧包括语言、结构、节奏和你对小说的理解而产生的面貌。作家靠这两翼平衡，在一股隐隐的热气流的激情推动下，向上飞了起来。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它把人带得很远，简直如冒险。生活和技巧全被轻巧地揉成一团。莫言写《野骡子》和《丰乳肥臀》时，张炜写《丑行或浪漫》时，肯定是沾沾自喜、得意洋洋的（！）。你可以体会得到，在这些作家那儿，技巧是这么重要。然而，只有技巧，作家将折翅，永远也飞不起来；他看着自己技巧的羽毛，它太华丽啦，而另一边呢，却萎缩了。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往往出手不凡，他们的模仿和创造力都是惊人的，他们一出手，往往比卡夫卡更卡夫卡，比博尔赫斯更博尔赫斯。然而，五、六十年代的作家特别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却极其聪明地、不露声色地聚集着全身的气血，他们在心底猛喝一声，翘起了那根改变文学命运的杠杆。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天生有一种百折不挠的、顽固不化的使命感：改变社会和文学，并推动它们大踏步前进。这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七、八十年代的作家们绝对没有（因而，我说一句题外的话：中国的文学大师必在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中出现，不是一个，而是十个八个）；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作品，而是经典。你可以把它当小说读，也可以把它当精神的高山仰止读。你不仅仅能触摸到他们和蔼可亲的体温，更可以感受到这和蔼、亲切、幽默深处的狂暴的叛逆形象。他们一个个状如土匪，破坏着秩序，恢复着道德，极其清醒。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呢？他们只是在形式上把自己打扮成了另类形象，好似一个个的外星上来的奇人，对现存的一切都不屑一顾，其实，他们的骨子里却是循规蹈矩的，因为他们尚没有力量远行或冲破什么。生活限制了他们。昨晚在茶寮的一个小聚会，在下篇小说中就会出现。生活对他们太吝啬了，可他们又不甘心，身体的激情在汹涌并怂恿他们，很容易以性的暴露癖身份和虐待狂身份出现在小说中，以为这就是造反，造这个时代的反，在技巧的精雕细琢上掩盖生活的苍白与荒芜。生活是最过硬的！这是百年前巴尔扎克的话，可它是永久的创作的真理。
暂时放下技巧试试，你会发现你不再关注你的羽毛，而欣赏自己飞翔的姿势。你会突然改变自己——那个在个人化写作的美妙陷阱里挣扎并顾影自怜而骨子里又自暴自弃的你，会发现，个人化的情绪与整个社会的主流情绪是相隔万里的。它太渺小了，太无聊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能一口气读完几十万字的《丰乳肥臀》、《丑行或浪漫》，而无法一口气读完那另一些人的一个短篇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