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2个团近在咫尺，眼看另一团被日军吃掉，为何没救援？

作者：武陟东旭

1942年6月，日军计划伏击冀中军区的八路军，在前往埋伏地点的时候，却意外遇到一支八路军部队，双方发生交战。

日军指挥官非常沮丧，因为这一交战，他们原定的伏击就无法进行了。

令日军意外的是，他们遇到的这支八路军部队并没有向上级报告情况，而是选择了沉默。

结果，敌人的伏击计划依然得以进行，冀中军区7分区18团遭到重创，有4名团级干部牺牲。

6月8日早上，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部门接连捕捉到信息，判断是冀中军区7分区18团发出的。

冀中18团赫赫有名，是9分区的主力团之一（敌人“扫荡”时来到7分区），成立于1939年，由冀中区28、29大队合编而来，团长是高法宝（原30团团长）。

该团政委是王志，副团长是焦玉礼、杨万伦。

冀中18团成立后，在对日作战中屡建奇功，有“老虎团”之称，尤其是擅长攻城，让日军吃尽苦头。

日军开始大扫荡之后，曾经几次将18团堵住，但这个老虎团战斗力强，每次都撕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日军对18团恨之入骨，做梦也想消灭。

冈村宁次得知消息，向第110师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下令：制定计划，消灭7分区的八路军。

白泷理四郎办事效率很高，当天就制定出了作战计划。

6月9日凌晨，坂本吉太郎支队(日军第26师团独立步兵12联队)5000多日军全副武装出发了。

按照计划，日军110师团第163联队第一大队的两个中队在定县城马阜才村以北三里处设伏，等待八路军进入包围圈。

可是当敌人进至渠头村时，与另一支八路军队伍发生了遭遇战。

日军指挥官认为，这样一来会“打草惊蛇”，暴露作战意图，让他们有防备，伏击战是打不成了。

日军出动第110师团3个大队的兵力，他们打算放弃伏击战，从滹沱河以南地区分两路向我7分区机关驻地开进。

就在这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八路军18团并没有改变行军路线，径直向敌人包围圈——定南县马阜才村北走来。

日军指挥官坂本发现后很纳闷：八路军怎么了，是后面还有大部队？还是过于自信？

他拄着指挥刀，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经过观察，他没有看到异常情况，判断18团是一支孤军，毫无防备。

他下了决心：按照原计划伏击。

结果，18团猝不及防，他们根本没有料到会有日军埋伏。

实际上，18团并非孤军行动，7分区机关和17团、22团，都在附近活动。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1942年5月1日，华北日军纠集日伪军一共5万余人，突然对冀中发动“五一大扫荡”。

日军在空军、坦克、装甲车配合下，对冀中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拉网式”“梳篦式”等战术。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日军便占据冀中根据地所有县城以及较大的集镇，在那里建立了1700多个据点，挖掘4000多公里封锁沟，把冀中分割成将近3000块。

冀中军民与日寇进行了2个多月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共进行大小战斗近300次，毙伤日伪军1万多人。

然而，冀中军区八路军也损失很大，八分区司令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牺牲，23团团长谭斌、30团长萧治国、政委汪威，第九地委委员秘书长于时雨，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等，也为国捐躯。

此外，10分区司令朱占奎被俘投敌。

截至1942年6月，冀中军区牺牲1.7万，兵力减少近5万，只剩下3万余人。

在此背景下，冀中军民决定跳出冀中区。

6月4日，军区发出了紧急通知《各分区的大团转赴北岳区》。

其中，17团的两个营向北岳区转移，另一个营等到第36地区队主力归建之后，再奔赴北岳区。

6月8日拂晓，分区机关转移至解家庄以东的胡阜才村，部署第17团实施战略转移的工作。

6月8日早上，第17团(欠第一营)各部到定南县沙河南东、西城、解家庄和北疃村集结，准备出发，

当晚在原地休息。

6月9日拂晓，9分区的第18团从晋深无县东北部的东固罗村，向东、西赵庄村集结，准备转赴北岳区。

而东、西赵村，就在17团驻地东城村以东。

而17团和18团，相互并没有联系，大家虽然近在咫尺，并不知道对方在哪。

不久，第22团(欠第一、二连)也由晋深极县东北部的西固罗村，转移至第18团临时驻地以东的大定村。

就此，上述我军各单位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来到了一起，分别驻在东西长不到十公里、紧紧相邻的8个村庄内。

遗憾的是，七分区机关和第17团，不知道第18团、第22团的具体位置，未取得横向联系。

那么，跟日军遭遇的那支小股部队，到底是哪一部分？他们为何没有通知18团？

这支部队，是17团在等待的32地区队。

可能很多朋友没怎么听过“地区队”。地区队属于地方武装，类似于民兵，他们不穿军装。

但他们又不同于民兵，战斗力明显比民兵队伍更强，其人数也不尽相同，在300到500人之间。

当时的冀中军区，每个军分区都有数量不等的“地区队”。

比如在第6军分区建制内，有3个地区队（34、40、44地区队）；第7军分区则有4个地区队（32、36、45、49地区队）。

有一点需要说明，因为当时冀中敌后环境特别艰苦，地区队一般不会全队集中活动，基本是以连（后改称大队）或排（后改分队）甚至大班为单位分散活动。

这个32地区队，当时人数也不太多，不到百人。

地区队的与日军正面作战的经验不多，这次突然遭遇日军，打了一阵后就继续前行。

他们知道18团在后面，但没有及时告知。

这就给18团造成错觉，既然32地区队已经通过，说明前面是安全的。

6月9日早晨，18团毫无防备，进入日军一个大队的伏击圈，一场恶战就此打响。

第18团遭到日军伏击，政委钟洲、副团长焦玉礼随即指挥部队，向沙河左岸杨阜才村方向转移。

为何团长不在指挥岗位？一个月前，18团团长高法宝在战斗中被日军俘虏了。

18团跟敌人激战的时候，分区机关和17团也听到了枪炮声，他们渡过沙河向马阜才村方向转移。

可是，当他们来到马阜才村北之时，遭到村北河堤上的日军阻击，他们随即向西南方向定南县的油味村突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分区机关干部(人员)和警卫连只伤亡几十个人。

6月9日夜，22团在宋家庄村跟敌人交火之后突围，牺牲70余人。

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日军的重点是18团。

第18团先头撤到杨阜才村时，日军早就在这里等待，他们被迫转而向马阜才村北转移，又遭村北河堤上日军伏兵的阻击。

交战之间，杨阜才村和马阜才村的敌人先后赶来，缩小包围圈，18团遭受重大损失。

此战中，牺牲的干部有：冀中第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18团政委钟州、总支书记赵士元、副团长焦玉礼。

18团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牺牲。

当时我军3个团，住在相距不远的村庄，事先未保持联系，战斗发生后没有协同，这是18团遭遇重创的主要原因，这是应当汲取的一个教训。

来源：1.李秉新《血色冀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04；